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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我们的火星研究小组成立了（第2页）

现在，数年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觉知研究学院，我遇到了保罗·谢伊，SRI公司事务主管。谢伊聚精会神地听我叙述我感觉自己可能在火星表面发现的东西。我讲完之后，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诸多成就中，包括曾获“罗德斯学者奖”以及二战后曾在欧洲担任情报官员）。他开始谨慎地考虑SRI进行火星研究的可能性，例如邀请“一位著名的SRI物理学家……他最近刚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埃及金字塔的研究……兰伯特·多尔芬”。

第二天，谢伊将会面的建议告知多尔芬后，我决定完成几年前我就应该做的事情：我给多尔芬打了电话。我提到自己的故事——在研究土星光环期间多次亲身走过他的“埃及长廊”。他的回应非常令人满意，他说他“很荣幸从保罗·谢伊那里听到你的不同寻常的发现”，而且“热切期待着见到那些照片”。

焦急地等待几个月后，我终于按捺不住，自告奋勇提出带着“海盗号”拍摄的照片到多尔芬办公室拜访，多尔芬立刻同意了。

火星的“长夏”刚刚过去，在各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独立火星研究”的前提正在形成。

兰迪·波佐斯的一位好友瑞恩·布瑞克曾是ABC电视台制片人，他后来突然被邀请到硅谷的一家计算机会议公司担任经理。兰迪是此事的幕后策划，他10年前就协助该公司完成了许多项目，并看出将公司对吸引新客户的需要与至今搁浅的火星研究的需要相结合的好处，于是向瑞恩建议，运用计算机会议技术进行一场火星研究说明会，向公众展示这个缺少资金支持的科学项目，仍然能召集到地理学界的翘楚来研究其中最重要的问题。

与兴致勃勃的兰伯特·多尔芬交谈过后，我给瑞恩·布瑞克打了个电话。

“你是否愿意陪同我到SRI进行一次火星侦察之旅？”我问。

两天后，坐在兰伯特的办公室里，我意识到面前这个人必须参加火星研究，他的办公室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这里空间虽大，但是摆满了各种展现其主人好奇心的东西。在这样一位物理学家的办公室里，书架上却摆放着你能想象出的最神秘的著作，例如卷帙浩繁的《佛陀语录》，其间夹杂着《化学与物理手册》和《中东圣经考古学》。屋子里到处都是手工艺品，包括埃及女神塞尔科特的小雕像（张开双臂守护图坦卡蒙法老陵墓的就是她），旁边是用硬纸板做的大金字塔模型。

我知道我来对了。

与多尔芬一起等候保罗·谢伊的时候，我先费劲清理了桌面上的纸堆、报告和各种高度的航空测绘图，腾出一块地方后把“海盗号”拍的照片排放在书桌上。多尔芬博士弯腰仔细查看火星照片，我则在一旁给他讲述那段复杂的历史。这些照片是NASA的“搜寻火星生命”任务的最终成果，数年来却被拍摄它们的机构NASA自己忽视了。迪彼得罗与莫伦纳以其顶尖的技术增强了“火星脸”的图片，却遭到NASA行星科学家的排斥，后来我自己的努力和发现也遭此厄运。

我指着照片中那两个神秘地物旁边的一个明显与其有关的“结构”，告诉多尔芬它与“火星脸”的数字关系。

然后，我又指着“蜂窝结构”，解释其阴影是如何说明它是一个立体结构，以及其位置安排是如何强烈说明它绝非自然产物的。

后来，多尔芬这样记述这次会面：

迪克·霍格兰德为我简述了迪彼得罗与莫伦纳的早期成果。照片上是“火星脸”和一座大金字塔的清晰影像，金字塔的两个面遭到了毁坏。迪克还给我看了“火星脸”西边的山地放大后的影像，那里的地物看上去不像自然形成的，而迪彼得罗与莫伦纳之前没有标注出来……

“火星脸”似乎与（D&M）金字塔有关系，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火星之城……显然值得我们更仔细的研究……霍格兰德深入研究了火星之城，使它“重见天日”……而且给早期的发现提供了更多的佐证。

谢伊也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大家的话题转移到如何进行“更仔细的研究”方面。

我重申了自己的目标：1）确保从NASA得到必需的数据，验证迪彼得罗与莫伦纳的所有原始成果；2）得到迈克·卡尔给我的局部不清楚的照片的清晰版本。我还需要对火星之城进行全面的三维分析，确定“蜂窝结构”的真面目，以及在其他照片中寻找“蜂窝结构”的踪迹。

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配备足以处理NASA数据的电脑设施，数据只有经过了处理才能开始进一步的分析。这需要我们筹集资金租用这样的设备，或者研究机构在工作时间之外自愿租借给我们必要的设备。当然，后一个办法只有在使用设备的专业人员，如图像处理专家与电脑程序员愿意抽时间帮助我们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瑞恩告诉我们他愿意组织一次火星计算机展示会，利用该公司的电脑，连线多尔芬等身在美国甚至海外的数位科学家。这样的会议形式在现代管理领域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它可以确保记录下各种数据以及整个研究过程的运行细节。每次登录的时间都会被记录下来，甚至包括参与者的私人笔记。每次讨论的内容都可以即时调出或打印出来，也可将之前的数据与较新的数据或理论进行比较。

对于可利用资源有限的长期科学研究来说，该工具的价值特别体现在能够客观对待各种有争议的数据方面。瑞恩提供给我们的，是唯一能对火星资料进行研究的途径，当然前提是如果某些资金可以用来支持电话“连接时间”成本的话。不过，如果SRI能使用瑞恩的计算机会议设备操作其他项目，从中获得的部分利润就能够抵消火星计算机展示会的成本。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多尔芬提出的“更仔细的研究”有望得到资助，甚至全面支持。我们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从多家研究机构的联合，到说服SRI直接资助研究。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与不足，都需要找到自愿为此次不寻常的研究提供帮助的人。

最后，谢伊与多尔芬自告奋勇，把我的建议推荐给了他们的内部管理层。

几天后，保罗·谢伊和我飞到洛杉矶会见制图专家莫尔顿·戴维斯，他在著名的兰德公司工作。莫尔顿与我多年前就认识，我们的友谊从我担任记者报道喷气推进实验所的各种探索任务时就开始了。

莫尔顿是“太阳系测绘图”的“项目负责人”——这是我个人加给他的头衔，因为这是他的实力所在。他利用的资源主要包括无人航天器拍摄的天体，也即过去20年中我们访问过的行星与卫星的照片。这些照片都经过了美国地质勘探局的锐化和校正。

会见莫尔顿的目的有两个：进一步确认我没有疯——赛多尼亚地区的地物真的如我想象的那么古怪和不寻常；确定火星之城与“火星脸”的准确坐标。

根据我们之前的电话交流，我从迈克·卡尔那里得到的不够清晰的照片可能不准确。至于不准确到什么程度，只能由莫尔顿将图像输入计算机化的“火星控制网”才能知道。赛多尼亚地物的准确坐标与方向是细节分析的必要前提，也是确定“智慧生物假说”的要件。

换言之，你必须知道火星的“北”在哪里！

身材高大、态度友好的莫尔顿在兰德公司热情地欢迎了我们的到来。他带我们走进一间小会议室，于是我又拿出那些火星照片，然后，在保罗·谢伊的注视下，我把给兰伯特·多尔芬做过的介绍又对莫尔顿重复了一遍。

听我讲完，莫尔顿叼着烟斗坐在那里“噗噗”地吞云吐雾，什么也没说，这种沉默，就像老话说的那样，让人有“震耳欲聋”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