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过身。
沈若站在银杏林边上,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头发披着,没有戴眼镜。
果果站在她腿边,穿着一件蓝色的薄外套,扎着两个小辫子,辫子上系着蓝色的蝴蝶结。
她手里拿着一片银杏叶,举在眼前,对着太阳看。
她抬起头,看到童安在远处跑来跑去,看了一会儿,低下头继续看她的叶子。
“果果说要来捡叶子,”沈若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上周的干了。”
“我也是。”我说。
果果从沈若腿边走出来,朝童安的方向走去。
走得很慢,一步一顿的,像一个在做出重大决定、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确认“我真的要这样做吗”的小探险家。
童安看到了果果,跑过来,在她面前停下来。
两个小孩面对面站着,中间隔了一臂的距离。
童安在口袋里掏了掏,掏出那片他刚才揣进去的银杏叶,递给果果。
果果看着那片叶子,又看着童安,又看着那片叶子,伸出手接了过去。
她把自己手里那片叶子递给童安。
交换了,没有说“谢谢”,没有说“不客气”,没有说任何话。
两个孩子就在那片金黄色的银杏林里,用两片叶子完成了一次不需要翻译的交易。
风把他们交换的叶子吹得沙沙响,像它们在被两个人认真阅读。
沈若笑了一下,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地时发出的那种声音。
我们在银杏林边的长椅上坐下了。
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不远不近。
两个孩子在树林里跑来跑去,童安的笑声和果果偶尔的笑声交织在一起,像两个不同声部的乐器在即兴合奏,没有谱子,但好听。
“果果今天笑了好几次,”沈若看着果果,语气里有欣慰也有一点点复杂的、像一个人在说“你看,她也可以这样的”的东西,“上周回去以后,她问我,那个哥哥还会来吗?我说会。她又问我,那个叔叔还会来吗?我说会。她问什么时候会。我说下周。她从那天就开始等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等”这个词对果果来说是什么,但对沈若来说,它更重。
她知道什么叫等,知道等一个人从国外回来,等到的是“我不回来了”的消息。
她也知道什么叫不等,不等一个不回来的人,自己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养大、送进幼儿园。
她的等和不等,都是一个人完成的。
没有观众,没有掌声,没有人在她等的时候陪她,也没有人在她不等的时候夸她勇敢。
“你呢?”我问。
不是“你在等吗”,是“你呢”。
两个字的问句,省略了谓语和宾语,省略了所有的修饰和铺垫。
只有主语。
主语就是全部的问题——你呢,你在想什么,你希望什么,你害怕什么。
沈若看着那些跑来跑去的孩子,看了一会儿。
“我不想结婚。”停了一下,好像在斟酌下一句话要不要说,“我不想办婚礼,不想穿婚纱,不想敬酒,不想被所有人看着说我愿意。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我穿了婚纱,摆了酒席,请了所有人。该散的还是散了。第二次,我不想再演一遍。”
她笑了,不是苦笑,是一种很淡的、像茶冷了之后那种不烫嘴但还有味道的笑。
“那你想要什么?”我问。
他没有回答,看着果果在笑,笑得辫子上的蝴蝶结一颤一颤的。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想一个人了。不是不想一个人过日子,是不想一个人扛所有的事。扛了太久了,累了。想有个人在旁边,不用帮我扛,就是在我扛不动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我在’。”
她的声音很轻,差点就被风盖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