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巷子很深,门脸不起眼,但巷口有摄像头。
如果他真的调了监控,他会看到我走进去,也会看到沈静秋走进去。
然后他会知道——他的情人的丈夫,和他的妻子,在一个茶馆里见了面。
这个消息,会像一颗炸弹,在他脑子里炸开。
“你怕吗?”我问沈静秋。
“不怕。”她回得很快,“我等这一天,等了十年。”
晚上,黄润蕾回来得很晚。
进门的时候,她的表情很奇怪——不是疲惫,不是烦躁,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一个人走在悬崖边上,低头看了一眼脚下的深渊。
她换了鞋,没有像往常一样走过来亲我,也没有窝进沙发里,而是直接走进了卧室,关上了门。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等了五分钟。然后我站起来,走到卧室门口,敲了敲门。
“怎么了?”我问。
“没事。”她的声音闷闷的,从门板后面传出来,“有点累,想一个人待会儿。”
我站在门口,没有推门。
以前我会推门进去,会问她怎么了,会把她抱在怀里,会哄她直到她笑出来。
但现在我不会了。
因为我知道,她的“累”不是工作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她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了八个月,撒了八个月的谎,演了八个月的戏,现在这出戏要演不下去了。
我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拿起手机。沈静秋发来一条消息:“他今天跟她吵了一架。”
“吵什么?”
“他问她,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人。她说没有。他说你撒谎。她说你凭什么这么说。他说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
“巷口的监控。他看到你走进茶馆,也看到她走进去。但他没有告诉她他看到了什么。他只是说‘我知道你见过谁’。”
我知道你见过谁。
这六个字,足以让黄润蕾崩溃。
因为她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不知道他知道了多少,不知道他手里有什么证据。
她只知道,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她见过“某个人”,而那个“某个人”和他正在经历的危机有关。
她会开始想,是谁?
那个人跟他说了什么?
那个人是不是把她出卖了?
她会被这些念头折磨得睡不着觉,会一遍一遍地回想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在一遍一遍的回放中发现自己犯过的错。
这就是恐惧——不是已知的危险,是未知的威胁。
我锁了屏,把手机扣在茶几上。仰起头,看着天花板。吊灯没开,客厅里只有电视待机的那一点红光,像一只永远不会闭上的眼睛。
卧室里没有声音。
她说过她想一个人待会儿,她就真的一个人待着。
没有哭,没有打电话,没有摔东西,什么都没有。
只有沉默——一种比任何声音都更沉重的沉默。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也许在想怎么解释那天的茶馆之行,也许在想怎么应对他的追问,也许在想这段关系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也许她什么都没想,只是把自己关在黑暗里,抱着膝盖,看着窗外发呆。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