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知道。
电梯上去了。
走廊里的声控灯修好了,亮着的,白晃晃的,照着那些关着的门。
我在家门口站了一会儿。
门关着,锁着,钥匙在我手里。
我插进去,拧了一圈,推开门。
屋里很黑,很安静,空气里有她早上喷的香水味,很淡,淡到像是一个人在很久以前留下的,淡到像是一个梦醒来之后残留在意识边缘的、不确定是否真的存在过的痕迹。
孩子不在婴儿房里。那扇平时永远留一条缝的门关着,关得很紧。婴儿床空着,床单皱成一团,安抚奶嘴掉在地上,孤零零的。
茶几上有一杯水,凉的,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杯垫下面压着一张纸条。
我拿起来看。
是她写的,蓝色圆珠笔,字迹很乱,像是写得很快,快到每一个笔画都在飞。
“老公,对不起。孩子我先带走了。等我们都有时间了,再商量抚养权的事。你不要找我们,我会照顾好他。”
我看完了那张纸条,把它叠起来,叠成一个小小的、方方正正的、密不透风的方块,塞进了裤兜里,放在那条手机旁边。
手机又震了。
临沂的号码。
我点开那条消息,屏幕上的字很短,像一口气很短、短到呼出去就再也吸不回来了。
“他回来了。他说他去加油了。加油站三个小时,加了一箱油,够开到月球了。我没拆穿他。拆穿了又能怎样。”
我把手机关了。
不是关机,是关掉屏幕。
但手机关不掉,因为消息会继续来,电话会继续响,而我会继续看,继续接,继续回。
因为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需要靠这些东西活着的人。
我不再看监控画面,不再看聊天记录备份,不再看那些凌晨三点的哭声。
但我会在每一个没有她的夜晚,拿起手机,等一个来自临沂的陌生号码发来一箱能开到月球的汽油的消息。
方远说得对。
我已经变成了那个住在四面贴满照片的房间里的人。
那个房间没有门,没有窗,没有通风口,只有那些照片、那些红线、那些用大头针钉在墙上的纸片在看着我。
它们在问我一个问题——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也许明年桂花再开的时候,我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