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一下两种编组方式,你会发现:混合式编组中的人员缺勤率明显低于传统式编组,别的管理策略和控制方案都无法达成这样的结果。这种进步是显著的,毫无疑问,这与编组方式有密切的关系。虽然这种进步的原因并没有确切的结论,但我推测,这是因为在混合式编组的系统下,人们更容易满足“心理安全”(psychological security)的需要。在传统式编组中,每一位人员都是孤军奋战,遇到困难时很难得到他人的协助。但是在混合式编组中,整个群体融为一体,大家相互支持,相互协助,共同努力。因此,缺勤率也大减。根据研究人员的分析,缺勤率的数据和技术问题的改善,确实可以解释这种现象。
这正可以说明,工作编组的改变可以提高组织的效能,不必求助于任何传统形式的管理权力。这也说明了激励的“机械的概念”和“有机的概念”之间的区别。同时,工作安全也因此有所改善,几乎翻了一倍。但是,安全率的提高并不是由“外附的激励”产生的,而是组织结构改变后的“附带”作用。组织结构的改变后,各种限制减少了,使原本存在的激励(安全的需要)得以发挥作用,继而影响群体成员的行为。在这种“有组织的努力”的改变中,所谓强硬的管理策略、软弱的管理策略或坚决而公正的管理策略等,完全与这种改善没有任何关联。
评价
当然,上文案例所揭示的基本理论,仍然受到了某些行为科学家的批评,在管理学上也是如此。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大多数人都具有依存性(depe),都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们宁愿受别人的领导,宁愿从工作以外去追求较高层次的需求满足。这种批评不外乎是以传统组织系统的现象为基础的,至多有一少部分是基于对人性的看法。
在讨论这种批评时,只有一种反应算是差不多的:“批评可能没错,我们还需要对所见到的现象做更深层次的观察。”事实上,上文三个案例的意义并不是说案例中的现象可以在全世界通用,也不是说我们在任何一个组织中都能进行类似的改变,而是说,若某个组织的某些管理部门的情况适合,不妨尝试一下。因此,我们从这些案例中推导出的论点,对传统理论的几项基本看法是一种挑战。
第二个问题是,对这几个案例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能不能算作是“霍桑效应”(Hawthor)的复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三个案例之所以能收到良好的行为改变效果,可能是因为情况的戏剧性的改变,还可能是因为在这种改变过程中,高层管理者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例如,高层管理者经常去工作现场视察,无形中给了群体成员一些激励和鼓舞。该观点持有者认为,如果这些因素都不存在,或者说这些因素都没有产生影响,恐怕员工的绩效不会有这么神奇的变化。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虽然列举了几种可能的因素,但是却在刻意忽略工作编组的改变和管理控制的改变。当年的霍桑实验固然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那毕竟发生在传统的组织结构内,是在传统的主管监督方式之内。因此,如果实验的时间拖久了,霍桑效应便不会再出现了,绩效还会恢复到曾经的“正常水平”。
但是,究竟哪一项因素才是促使工作绩效提升的“必要”因素?究竟哪一项因素才是有意义的因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以英国煤矿业的案例来说,任何因素都与霍桑效应扯不上关系;以印度纺织公司的案例来说,该公司获得的成果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后来管理策略发生了重大改变时,公司绩效才发生了变化;再以非直线系统公司的案例来说,该公司受到的效果维持了四年之久,直到本书完稿,情况仍旧良好,其间还成功度过了一次由市场情况变化造成的重大危机。然而在后来的几年中,再也没有所谓的“霍桑效应”的任何迹象。
从这些分析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演出一个因果关系的结论来。我们可以说,在这三个案例中,只要情况不变,那么所得到的效果也将不变。其实“霍桑实验”也是如此,只要当时的情况不变,其公司绩效也不至于衰退。
此外,还有一种批评,也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种:在这些案例和近代很多改善组织效能的措施中,都是以行为科学理论为基础的,都强调“权力平衡”(power equalization)。如果不是权力应用“不当”,就是权力应用“不实”。持有这种批评态度的行为科学家非常多,比如,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李克特(R。Likert)、海尔瑞(Mason Haire),还有我本人。
但是,我个人认同的前提是,我们已经将行为科学的知识解释为:往来式的影响力比单向的更为强大。上文中的几个案例,以及在后文我们还要介绍的案例,都会牵涉“权力平衡”的概念,还会牵涉到“法定职权”(legitimate authority)和“强制控制”(coertrols)的观点。事实证明,只有在施行体罚的极端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单向的”影响力。
但是,这种观点并不代表“权力平衡”。从前面缺勤率的讨论可以得知,确定“权力”的意义才是重点。到底何为“权力”?是一种对“被动性的个人”的传统的机械影响力,还是一种对“有机的组织”的改进动力?后者所描述的权力并没有平衡可言,如果管理层的权力扩张,则工作人员的权力也必然有同样的扩张。
改进工作编组
前面我们探讨了有限度的“技术性的改变”(如职务扩展)和“策略性的改变”(如前面三个案例中的情形),并了解到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可以发现,当我们要做“技术性的改变”时,不一定非要管理的世界观和管理策略同时改变。反之,如果要做“策略性的改变”,那么世界观就必然要发生改变。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衬托出一个问题:管理层通常喜欢吃“特效药”,因为觉得其“疗效”好。当他们从那些案例中看见别人采取一种措施并取得了效果后,就以为得到了一个秘方,可以拿到自己的公司里如法炮制。其实,别人的成功不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简单。仅凭几句话,一套对别人管用的秘方,就想对自己的企业取得同样的“疗效”显然不够。
那么,我们该如何改善?
1。具备有关行为科学的知识,了解人性,了解“有组织的努力”的特性,并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愿意冒必要的风险。
2。做一项详尽的研究,就像阿马德巴纺织厂所做的研究工作那样,包括对现行的工作编组的研究,“如何调整改进”的研究,以确定能够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技术系统”。
3。有一套试行的办法,有机会验证研究结论,有机会进行修改。这样才能将我们所需的信息汇总起来,让我们更好地决定到底是该放弃还是该推行这项研究结论。
当然,这套程序的建立并不是容易的事,也许需要三五年的时间,其间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时间和经费等,都是难以估量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具有坚定试行方案的强大意志力,以免在传统组织的压力下夭折。所谓传统组织压力,不但包括控制系统方面的传统压力,还包括因人事升迁所造成的管理概念上的变化,以及高层管理者急切的心情。这些压力交织在一起,足以摧毁我们的意志。
通常,在产品或流程的研究发展方案中,或多或少具备上述的几个条件。可问题是,在方案上取得了成功,在“有组织的努力”的其他方面能否成功?这是难以看出来的。如果我们没有开发人性资产的决心,不能深刻地认识这种人性资源的成长是一个痛苦和困难的过程,那么,我们恐怕仍旧只能去套用别人现成的“秘方”或者寻找别的“特效药”了。
本章内容总结
本章介绍了几项增进组织效能的原则。我所介绍的信息,是来自于完全不同的行业中的研究记录。那几项原则,都是以“Y理论”为出发点的,其中最重要的是:
1。要有一种“内部成员相互依存”的工作编组;
2。工作群体要能够“自我控制”;
3。需要一种“往来式的”相互影响力;
4。需要“内在的激励”作用。
在下一章中,将会继续介绍几项我曾参与研究的较新的发现。那些新的发现,都是有关“管理层”方面的。本章介绍的几项原则,也将在下一章里得到适当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