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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事先生（第1页）

木川是被手机闹钟吵醒的。

他那部碎了屏的二手智能机，闹铃声是一段走了调的《梁祝》，他闭着眼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划掉闹钟，翻了个身。

后背硌在硬板床的木头棱子上，疼得他龇牙咧嘴。

这张破床是他四年前从旧货市场五十块钱拖回来的，床板中间塌了一块，每晚睡觉都像在练铁板桥。他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摇摇欲坠的老吊扇发了会儿呆——扇叶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四年前的夏天留下的蚊子尸体还粘在上面，黑乎乎一片。

二十五岁那年，他被父母扫地出门，从敦煌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回到江南。口袋里揣着七百块钱和一张写着老房地址的纸条，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十八岁，戈壁工地上的钢筋刺穿了他的右眼。原生眼球破裂，手术植入异体义眼。从那天起，他的世界就变了——不是变暗了，是变得太亮了。亮得他几乎疯掉。昼夜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阴祟缠身，夜夜无眠。工地干不了了，学也没上完，同龄人考大学的考大学、打工的打工，只有他把自己关在那间朝北的小卧室里，窗帘拉得死死的，整夜整夜地对着墙角说话——不是自言自语，是在骂那些只有他能看见的东西滚开。有时候骂着骂着就吐了，跪在地上干呕，呕出来的全是酸水。

他坚信问题出在眼睛上。那只义眼。一颗无温度的玻璃球。自从它被植入他的眼眶，那些不该存在的东西就蜂拥而至，像黑暗中闻到了血腥味的苍蝇。他把所有苦难的源头都归到这只义眼上——只要换掉它，换一只更好的、更先进的、材质更接近人体组织的义眼，也许那些东西就会重新变回看不见的存在。也许他能做回一个正常人，找到一份正经工作，过年的时候敢回家，在饭桌上给他妈夹一筷子菜，什么都不解释，什么都不用说，就像那七年从来没有存在过。

攒钱，换眼睛，重新做人。三步走完，他的人生就能重启。

但他从来没攒够过。一只好点的进口义眼，带生物相容性涂层、带微血管模拟、带瞳孔自动调光的那种，至少八万起步。七年在西北，他从十八岁混到二十五岁，连八千都没攒下来过——找不到正经工作，没人愿意雇一个整天神神叨叨、右眼明显有残疾的年轻人。来江南的头三年，他靠白事生意勉强攒了一万五，存折上的数字涨得比老牛拉车还慢。他算过，照那个速度，攒够八万要到将近四十岁。

然后疫情来了。

准确地说，是2020年春节前开始的。一开始没人当回事，新闻上说有不明原因肺炎，木川扫了一眼手机就把这事忘了。他在这个小镇上过了四年，最大的新闻不过是菜市场猪肉涨了两块钱。但到了正月初，气氛突然变了。镇上封了路，大喇叭从早到晚循环播放防疫通知，所有人都被要求居家隔离。他的白事生意也跟着歇了——没人出门，没人办葬礼，连医院都不让家属进太平间。

那两个月他以为自己要饿死了。但他没饿死。因为三月份开始，死的人突然多了起来。

不是一下子全涌过来的那种多，是缓慢的、持续的、每一个礼拜都比上一个礼拜多几个的那种多。殡仪馆的火化炉二十四小时不停转，预约火化要排队排到三天以后。家属哭都哭不过来，有的家庭一个月里走了两个老人，来他店里买寿衣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木的，连眼泪都流干了。木川那段日子忙得脚不沾地，有时一天要赶两场下葬，面包车的轮胎磨平了两条。花圈卖断货，香烛卖断货，骨灰盒的库存清空了三回。他从早到晚穿着那件黑色短袖在坟场和殡仪馆之间来回跑，口罩换了一个又一个，防护服穿脱了无数次，有时候忙到晚上十点才回到店里，累得连澡都顾不上洗，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但他的存折上的数字开始涨了。涨得比他前三年加起来都快。

木川心里清楚，这种钱赚得亏心。每次他从家属手里接过厚厚一沓现金——疫情期间好多人不愿意用手机支付，觉得不吉利，非要给现金——他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悲伤表情，嘴里说着“节哀顺变”，心里却在算：今天这单又往八万的目标近了五百。然后他会在回家的路上骂自己一句。人都死成这样了，你还在算这个。但第二天早上醒来，他还是会把钱存进银行，看一眼存折上的余额，做一道减法，告诉自己还差多少。

对面修钟表的刘老头有一次隔着街喊他：“小木，你这阵子生意不错啊，天天往外跑。”木川笑着回了一句“混口饭吃嘛刘叔”，转头就钻进面包车里把车门拉上了。他知道刘老头没有恶意，但别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总觉得像是被人在心口上戳了一下。

每天看着那些披麻戴孝的家属哭得站不住，他也会难受。有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抱着她爷爷的遗像不肯松手，谁劝都不听，最后是她妈硬把照片从她手里掰出来的。

木川站在旁边看着，什么忙都帮不上，只能低头去烧纸，把脸藏在火光后面。他是一个需要攒够八万块钱换眼睛的人，他可以心软，但他没有资格停下来。谁也救不了谁，他连自己都救不了。

六月起，河里开始捞上来死人。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镇上人心惶惶，流言比疫情传得还快。但木川没空操心这些。他不是警察，河里的死人由别人去管，他手上的白事单子已经排到下个礼拜了。

木川翻身坐起来，光脚踩在水泥地上，走到墙角的水龙头前拧开，接了一捧凉水泼在脸上。他抬头看了眼镜子——镜子里的人也看着他。

寸头。小麦色的黑皮。骨相锋利，下颌线条削得像刀背。右眼的眼白上浮着一层极淡的青灰色，瞳孔比左眼略大一圈，在光线下有种不正常的反光。

就是它。

他盯着镜子里那只义眼，面无表情。十一年了，这只玻璃球在他的眼眶里安了家，像个不请自来又赖着不走的恶棍。

四年下来，他对这只眼睛的脾气已经摸透了。不能长时间暴晒，晒久了眼眶会发炎流脓；不能情绪太激动，太激动眼压会升高，疼起来整张脸都跟着抽。他估算过，按现在的攒钱速度，大概还需要两三年就能换上新义眼。如果能保持疫情以来的生意量，也许更快。

木川套上一件黑色短袖，把门拉开。阳光劈头盖脸砸下来，他眯起左眼，从兜里摸出一副墨镜戴上。

他住的地方是父母留下的临河二层老房，一楼被他改成了店面，门口挂着块手写的木牌——白事一条龙。

字是他自己写的。四年前刚到镇上的时候，他把这块牌子挂出去，整条街的邻居都绕着走。白事这一行，在任何地方都晦气，在江南小镇更是晦气中的晦气。老年人觉得他一个外来的小伙子干这个是不祥之兆，中年人觉得跟他沾边会坏运，小孩被大人耳提面命不许靠近那栋破房子。

头三个月，他没接到一单生意。靠着在菜市场帮人搬货、在快递点帮人分拣包裹，勉强撑了下来。最穷的时候，口袋里只剩八块钱，他在超市门口站了十分钟，最后买了两个馒头和一瓶老干妈，蹲在河边吃了两天。但他没走。他要是走了，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了。这只眼睛只有在江南才能攒够钱换——西北的机会更少，大城市竞争更激烈，至少在这个没人愿意干白事的小镇，他还有一门独门生意可以做。

转折发生在第四个月。巷尾的李奶奶走了，九十一岁，寿终正寝。家属嫌殡仪馆的套餐太贵，又找不到人愿意上门操办——镇上原本有个老白事先生，去年也走了，这一行彻底断了档。木川知道了，主动找上门，说他能做。

李奶奶的儿子狐疑地打量了他半天，最后问了一句：“你做过吗？”

“做过。”木川面不改色地撒谎，“在西北做了好几年。”

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独立操办白事。他熬夜翻了那本从旧书摊上淘来的《葬经》，把里面能用的词全抄在一张纸上，第二天念的时候手心全是汗。但事办成了。李奶奶走得体面，家属满意，给了他一个红包——六百块，外加一条中华烟。

他把那六百块塞进床底下的铁盒里，离八万又近了六百。

从那以后，他的生意慢慢做起来了。小地方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做得好就会有人帮你说话。街坊邻居渐渐发现，这个黑瘦的西北小伙子嘴甜、会来事、喊人从不带重样的——见了大妈叫姐姐，见了大爷喊老板，见了年轻姑娘笑一下，对方耳朵尖就能红半天。

“小木！起了没？”

楼下传来一声中气十足的吆喝。木川从窗户探出头，看见了巷口卖早点的王姨。王姨五十出头，腰比水桶粗，嗓门比腰还粗，每天早上推着三轮车从他门口经过，必喊一嗓子。四年前王姨是第一个主动跟他说话的人——那天早上他蹲在门口啃冷馒头，王姨路过的时候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拐回来，把一个塑料袋放在他脚边，里面装着四个肉包子，热的。

“起了起了！”木川三两下跑下楼，拉开门，“王姐今天气色好啊，这红衣服一穿，起码年轻二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