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贤的反击来得很快。刘颂合教授被指责“学术立场偏颇”、“缺乏国际视野”、“误导青年学生”。某主流学术期刊撤回了他的论文,某省文化局的顾问职务被解除,某出版社以“市场原因”拒绝再版他的著作。
“但他没有退缩,”杨旻的声音开始发抖,“他给我打电话说,杨旻,不要怕,我已经六十多了,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但你不一样,你还有未来……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写下去。写我们想写的东西。”
那是杨旻最后一次听到刘颂合教授的声音。
一个月后,刘颂合教授在自家的书房里去世了。官方说法是“心脏病突发”。但杨旻知道,教授没有心脏病。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在给杨旻发邮件,讨论《山河志》的修改建议。
“我去参加他的葬礼,”杨旻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葬礼上,帝京大学文学部只派了一个年轻的行政人员来送花圈。潘文贤没有来,但送了一幅挽联,上面写着:‘刘颂合教授学风严谨,吾辈楷模’。那幅挽联被摆在灵堂最显眼的位置,金色的字在白色的菊花间闪闪发光。”
“我站在灵堂外面,没有进去。我看着那幅挽联,突然觉得很恶心。不是为教授恶心,是为自己恶心。因为我想,如果我没有去找教授,如果我没有让他看到《山河志》,如果我没有让他为我辩护……他是不是就不会死?”
“他不是死于心脏病。”黑猫突然说。
“我不知道……”杨旻痛苦地摇头,“我永远不知道。但我知道,在那个体系里,一个人的死,可以很容易。一句‘心脏病’,一张‘自然死亡’的证明,一束来自杀死他的人的花。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没有人追问,没有人调查,没有人记得。”
她抬起头,看向洛简一,眼里有泪水,但没有流下来。
“洛简一,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你唯一的支持者,死了。被那个体系杀死了。而你,连为他哭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你还要忙着生存,忙着不被下一个‘心脏病’找上门。”
洛简一没有回答。她想起了自己的经历——被梦心文学社威胁,被学阀打压,被文学再净化委员会渗透。但她至少还有安桢,还有旧书店,还有每天一千字的坚持。而杨旻,在那个时刻,什么都没有了。
“刘颂合教授死后,”杨旻继续说,“我彻底崩溃了。我撕掉了《山河志》的手稿,扔进了垃圾桶。我退了学,离开了帝京大学。我在帝京的网吧里住了两个月,每天靠泡面和能量饮料活着,在匿名论坛上发泄我的愤怒。”
“你写了什么?”安桢问。
“我写了所有我能想到的恶毒的话。我说这个国家的文坛已经死了,说它的文化已经腐烂了,说它的年轻人已经被洗脑成了没有根的废物。我说,既然这个国家不珍惜自己的文化,那就让外来者来摧毁它吧。既然这个文坛容不下真实的声音,那就让它被虚假的声音填满吧。既然这片文学土地上的掌权者都是叛徒,那我也背叛它——用我所有的才华,作为武器,刺向它的心脏。”
她的声音变得冰冷,像是回到了那个在网吧里敲键盘的绝望少女。
“然后,梁修乾找到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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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修乾出现的那天,杨旻已经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了。
她坐在海定区某家地下网吧的包厢里,周围是泡面桶、空饮料罐、和揉成一团的稿纸。屏幕上是她刚刚发在匿名论坛上的帖子:《论本土文学的死亡——一个失败者的悼词》。帖子的回复里,有人骂她”愤青”,有人附和“早就该死了”,还有人发了一个链接:“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一切,点击这里。”
她点了。
链接跳转到一个加密的聊天室。对面的人自称“文化观察者”,说:“你的文字很有力量。你的痛苦是真实的。但愤怒没有用,摧毁也没有用。你需要的是……力量。改变的力量。”
“什么力量?”杨旻打字。
“资源、平台、话语权……这些,我们都可以给你。”
第二天,梁修乾出现在网吧门口。
杨旻描述了她第一次见到梁修乾的场景。那是一个穿着深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戴着无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霓虹灯闪烁的街头,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不像是在找人的,倒像是在视察领地的领主。
“杨旻小姐?”梁修乾微笑着伸出手,“我是梁修乾。我读过你的《故乡的风》,也读过《山河志》的残稿。我认为,你是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之一。只是……被埋没了。”
杨旻没有握手。她警惕地看着这个男人:“你是谁?”
“我是一个……伯乐,”梁修乾说,“或者说,是一个想要培养真正文学的人。我知道你的遭遇。我知道潘文贤对你做了什么,知道这个文坛对你做了什么。我和你有同样的愤怒。但不同的是,我有资源,可以改变这一切。”
“什么资源?”
梁修乾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递给杨旻。文件上印着“九十九障烨文化研究所”的标志。
“我们是一个国际文化基金会支持的研究机构,”梁修乾说,“致力于培养超越国界、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真正文学人才。我们欣赏你的才华,也理解你的痛苦。我们想给你提供一个机会——一个让你真正发挥才华、获得应有地位,并且……改变这个腐朽文坛的机会。”
杨旻接过文件,手指在发抖。
“你们想让我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