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手里一把折扇，桌上一块醒木。她不常来，但每次来都能把楼上楼下坐得满满当当。她说话速度不快，但吐字清楚，嗓门不大却能让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听得真真切切。讲到要紧处会停下来，端起茶碗抿一口，让底下的人自己先琢磨一会儿。有常客说，白先生的茶不是茶，是钩子，喝一口，就想听下一段。 这天午后，二楼照例坐满了人。燕昭一行人占了靠窗的老位置，她们听着楼下人声嗡嗡的响，就好像一锅还没烧开的水。 白先生醒木一拍，满堂的嘈杂就像被一刀切断了。 “诸位，”她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却像一根针落进了棉花里，扎得每个人都竖起了耳朵，“今儿不讲前朝的旧事，不讲列国的纷争，单说一桩新鲜热辣的、就在咱们江南道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 她顿了顿，扇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