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蹲在槐树下,阳光从光秃秃的枝丫间漏下来,落在他身上。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枚硬币。他把硬币掏出来,放在掌心里,看着它。兰花朝上,花瓣看不清了,只剩一圈模糊的轮廓。他把硬币放在地上,让它立在水泥砖的缝隙里。风吹过来,硬币晃了一下,没有倒。他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硬币倒了,躺在砖缝里,兰花的图案被灰尘盖住了。他站起来,走出大门。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那棵槐树光秃秃的,那把长椅空空的。没有人蹲在树下,没有尾巴搭在腿上,没有琥珀色的眼睛看着他。他把那扇铁门关上了,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他不知道那条缝是留给谁的,也许是他自己,也许是小白,也许谁都不是。风从门缝里灌进去,呜呜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哭。他走到土路的尽头,搭了一辆过路的拖拉机。司机是个老头,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他问许赋安去哪,许赋安说车站。老头没多问,拍了拍旁边的位置让他上来。拖拉机突突突地开着,风很大,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攥着那枚硬币。硬币凉凉的,硌着他的指腹。他把硬币攥得更紧了,紧到掌心的纹路被印在硬币上,硬币的边缘被掌纹磨得更光滑了。到车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买了回福利院的票,坐在候车厅的长椅上等着。候车厅里人不多,几个民工蹲在地上吃泡面,热气从纸碗里冒出来,被空调吹散。他把手机拿出来,看到小北发来的消息:“安子哥,找到了吗?”他没回。又看到养母发来的消息:“安安,最近怎么样?小白还好吗?”他也没回。他把手机放回口袋,看着候车厅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裂缝,弯弯曲曲的,从灯管一直延伸到墙角。他数了一下,长的五条,短的两条。不是七和三。这里的裂缝和宿舍的不一样。但裂缝就是裂缝,不管在哪里,它们都是裂着的。大巴开了。他靠着车窗,玻璃凉凉的。他把那枚硬币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窗台上,用手指拨着它转。硬币转了几圈,倒了,滚到窗沿边,卡在胶条里。他没有去捡,就让它卡在那里。窗外一片漆黑,偶尔有一盏路灯,光从窗户射进来,在车厢内壁划一道弧。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小白。小白蹲在梧桐树下的样子,小白把尾巴搭在他腿上的样子,小白在雪地里打滚的样子。他把那些样子翻来覆去地看,看到眼睛酸了,还看。他看到那些样子在发光,不是月亮的光,是从里面自己亮起来的光。那层光很淡,像快灭的烛芯,但还在亮。他睁开眼睛,窗外已经到镇上了。他下了车,走到福利院门口,梧桐树的枝丫在黑夜里像一根根折断的手指。他蹲在棚子里,把那枚硬币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枕头旁边。枕头旁边空空的——没有录取通知书,没有药膏,没有那个装着硬币的布袋子。只有一条深灰色的围巾,十五块钱,镇上的超市买的。他把围巾拿起来,盖在自己脸上,闻了闻。没有小白的气味。他把它叠好,放回枕头旁边。他躺下来,看着棚顶。月光从缝隙里漏进来,一道一道的。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那条歪歪扭扭的围巾,小白织的那条。他把围巾抽出来,盖在自己脸上。围巾上有洗衣粉的味道,没有小白的气味。但他把它当成小白了。他把它盖在脸上,闭着眼睛,假装小白还在旁边。假装他的尾巴还搭在自己腿上,沉甸甸的,热乎乎的。假装他的呼吸还喷在自己脖子上,一下一下。假装他还在。手机震了。是小北。“安子哥,我明天去找你。我们一起想办法。”许赋安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他打了一个字:“好。”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把围巾从脸上拿下来,叠好,放回枕头底下。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上的裂缝还在那里,弯弯曲曲的。他没有去划它,他的手心里已经有线了。那根线从小白的手心里伸出来,从梧桐树下伸出来,从鸿志那扇关不严的门缝里伸出来。它缠在他的手指上,缠在他的手腕上,缠在他的心口上。那根线没有断,它只是绷紧了。他把它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那根线在他手心里是温热的,像小白的尾巴,像他手心的温度,像那些还没有被风吹散的、剩下的、还在的、不会消失的东西。他闭上眼睛,那盏小灯还亮着,它在风里晃,亮一下,暗一下,亮一下,暗一下。但它没有灭。他知道它不会灭。探视许赋安在棚子里住了三天。不是等,是想。他把小白留下的东西翻出来,围巾、护腕、背心、那个灰色的布袋子,一样一样摆在干草上,像摆一个逝去的人的遗物。但他不是。他没有逝去,他只是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