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得了!”安国华声音很大,像是说给自己听。
头几天还行,咬着牙跟那些二十岁的小伙子一起扛。水泥灰呛得人睁不开眼,汗水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晚上回到家,胳膊腿都不像是自己的,筷子都拿不稳。老婆愁苦着脸,磨蹭了许久才敢开口问他:“挣了多少?”
安国华闷头喝粥,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几十块钱。老婆数了数,没说话,但又背着身去偷偷抹眼泪。这个工作干了不到两个月,有天下午扛预制板,他腰上使不上劲,脚下一软,差点连人带板摔下去。旁边的工友一把拽住他,板子擦着脚边砸在地上,咚一声闷响。
工头跑过来,脸都白了:“老安,你不要命了?这要出事谁担得起?”第二天结账时,工头多给了他二十块钱,拍了拍他肩膀:“老哥,这活儿你真干不了了,回家歇歇吧。”
钱没了,家还得回。老婆正蹲在门口洗衣服,搓得盆子哐当响。看他这么早回来,手停了:“咋了?”
“没咋。”安国华想往屋里走。
“活儿呢?”老婆站起来,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黄了。”
“黄了?”安妈的声音带了点哭腔。这到了冬天要交取暖费,安雅快高考了,下个月又要交补习费,这个家连两百块都拿不出来,可怎么挨过这个冬天!
安国华一回家就不说话,蹲在门槛上摸出烟,手抖着,半天没点着。
后来经人介绍,他去了一家街边小饭馆。老板娘是个胖女人,嗓门大,眼睛也毒。安国华在后厨帮忙,切土豆丝,老板娘拎起一根看看,扔回案板上:“你这是切丝还是切棍?客人等得起吗?”他洗碗,老板娘嫌他慢,油渍没冲干净:“水不要钱啊?洗洁精不要钱啊?你这么干我买卖还做不做了?”
每天从早站到晚,腰酸背痛,耳朵里灌满了老板娘的骂声。有时客人多了,他手忙脚乱打碎个盘子,老板娘能指着鼻子骂上十分钟。一起择菜的大妈悄悄说:“忍着点,都不容易。”安国华只能点头,把骂声咽下去。
这个工作干了小半年,有天早上他去上工,看见饭馆门关着,贴了张白纸:本店转让。
老板娘不见了!还欠着他半个月工钱。
后来,他揣着最后一点本钱,去了城北的夜市。地上铺块塑料布,摆上从批发市场趸来的袜子皮带,还有几盒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的光碟。旁边都是和他一样的人,眼神警惕地扫着街口。
“城管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嗓子,整条街像炸了窝。安国华慌得手忙脚乱,抱起塑料布的四角就想跑。袜子皮带撒了一地,他也顾不上捡,抱着那包光碟就往小巷里钻。心脏咚咚地跳,肺像要炸开。躲了好一阵,回去一看,塑料布和剩下的货全没了,地上只剩几只被踩脏的袜子。
他蹲在路边,看着空荡荡的地面,突然抬手狠狠抹了把脸。手指头是湿的。旁边卖水果的老头叹了口气:“大老爷们儿,哭啥。”
“这年头,能活着就不错了。”
家里的吵骂声越来越密,像冬天刺骨的冷,赶不走,躲不开。连和老婆的吵架都有了固定的调子:“你看看人家!”“这日子没法过了!”安雅放学回家,总是低着头飞快地钻进自己那小屋,然后关上门再也不出来。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安国华开始绕路去街口那家小卖部。柜台底下摆着散装白酒,打一斤,用旧塑料壶装着。他就坐在马路牙子上喝,一口接一口,辣得从喉咙烧到胃里。喝到眼睛发直,看路灯都成了重影,心里那团堵着的东西好像才化开一点,化成一股横冲直撞的怒气。
回到家,老婆要是还在念叨米价又涨了,女儿要是关门的声音重了点,那怒气就找到了出口。巴掌是怎么抡起来的,他自己也记不清。只记得老婆的哭喊,女儿惊恐的眼神,还有东西摔在地上的碎裂声。第二天醒来,头疼欲裂,看着老婆红肿的眼眶,女儿躲闪的目光,他心里也难受。他想说“对不起”,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软绵绵的,抵不过他心里那份沉甸甸的快要把他压垮的窝囊。
日子像生了锈的锯,来回拉扯,看不到头,只剩下一天天硬熬的钝痛。
直到老刘有一天找到他,说起开出租的事,那三万块押金像天文数字,却又成了黑沉沉的生活里,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一根绳子。
“押金三万,每个月交两千块份子钱,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老刘说,“我已经租了一辆,你要不要也来?”
三万块钱。安国华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又找亲戚借了一圈,总算凑够了。
他租了一辆桑塔纳,开始跑出租。
每天早上五点出门,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有时候生意好,能挣个百八十块。有时候生意差,连油钱都挣不回来。
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个营生。
日子慢慢稳定下来,安国华的脾气也好了一些。虽然还是会喝酒,但打人的次数少了。
他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