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我仿佛跌入了一个由疼痛、药物与仪器声交织而成的循环。
疼痛成了一位冷酷的独裁者,它决定着我的呼吸能否再深一寸,身体能否微微一动。
每一天,护士都会来到床边,轻声问我:“如果0是不痛,10是最痛,你现在是几分?”
我往往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艰难地抬起手,比出七根或八根手指。
抗生素、消炎药、营养液……
冰冷的液体通过透明的管子,一瓶接一瓶、昼夜不息地流入我的身体。
手背上,针孔密密麻麻,一片青紫的淤痕无声诉说着这场拉锯战的残酷。
每天清晨,天色未完全亮开,护士便会端着治疗盘进来抽血。
针尖刺入皮肤的瞬间格外清醒,而我只能静静躺着,等待那些我看不懂的指标升降结果,那几小时,我像个屏息等待判决的囚徒。
抽血后不久,主治医生便会带着几位年轻的医生走进来查房。
那一刻,我总是用尽全身每一丝力气去捕捉他们交谈间的每一个词语:“感染指标下来一点了”、“疼痛控制目前还算稳定”、“治疗方案再维持一天”……
每一个词,都像是裁定我命运的微弱星光。
渐渐地,药物开始起效了。
那块一直压在我胸口、令人窒息的巨石,仿佛正被一点一点地凿开。
我清晰地感觉到,当我尝试深呼吸时,那阵尖锐的撕裂感,终于变成了一种沉闷却可以忍受的钝痛。
后来,护士换掉了吊瓶,给我服下口服的药片。有一天清晨,我竟真的靠自己慢慢坐起身,喝完了一整碗温热的粥。
时间无声流淌,毕设结题的日子却越来越近。
而我,依旧被钉在这张苍白的病床上,睁眼闭眼,都是这片一成不变、令人绝望的天花板。
某一刻,我突然觉得我的人生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笑话。
我所有的挣扎、坚持和努力,在病床和仪器面前,显得如此苍白,甚至……有些滑稽。
我拼命回想之前导师提过关于答辩延期的只言片语。
他说可以申请,但需要层层签字、出具一大堆证明,而之后所有的后果,都要自己承担。
犹豫再三,我还是去找了医生,鼓起勇气问她能不能提前出院。
她安静地听我说完,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深切的了然。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
“不是我们非要留你,是你的身体还需要时间。你现在的状况,就像一栋刚着了火的房子,我们才勉强扑灭了明火,但里面的梁柱还烫着,结构也摇摇欲坠,甚至墙壁内里还藏着看不见的火星。”
“这个时候如果一阵风吹进来……”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沉静而温柔,“很可能‘轰’的一下,一切重来,甚至比之前更糟。我们必须耐心等,等到它内部真正冷却、稳固下来。那时,你才能真的安全离开。”
我完全明白她话语里的担忧与善意,却仍固执地重复:“没关系,所有后果……我自己承担。”
我在心里默想,还能有什么更坏的后果呢?
最糟,不过就是死亡。
而倘若这次我能侥幸不死,那每多抢来的一天,都是我向命运偷来的光阴,都是我赢得的。
她最终无奈地妥协了,在我那份签了字的免责声明上轻轻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