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加尔瓦尼慈善之家的药柜比一个月前充实了不少。
艾拉将最后一批抗生素仔细分类,贴上手写的日期标签,锁进铁皮柜。柜门合上的声音在寂静的教堂里格外清晰。她直起身,手指无意识地抚过柜门冰凉的金属表面,上面映出她模糊的倒影——金发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深蓝色修女服浆洗得笔挺,连袖口磨损的线头都被她仔细修剪过。
外面在下雨。哥谭东区四月的雨总是带着海腥和铁锈的味道,淅淅沥沥地敲打着彩色玻璃窗上粗糙的修补痕迹。窗户是二十年前爆炸后重装的,工艺粗糙,雨水正从一道细微的裂缝渗进来,在窗台上积了一小滩。
艾拉走过去,用抹布吸干水渍,然后从工具盒里找出防水胶带,仔细贴上裂缝。动作熟练得不像个刚满十八岁的女孩。
做完这一切,她走到小桌前,翻开那本棕色牛皮纸包裹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已经有些脆弱,艾琳的字迹依旧清晰。
【198x年3月14日】
码头工人罗恩,左腿开放性骨折伴严重感染。
所需:大剂量抗生素(至少两周疗程)、手术清创、可能需截肢。
现状:无钱支付医院费用,教会救济款已用尽。
解决方案:三具无人认领尸体,与黑市药品贩子交换了足量盘尼西林(过期六个月,但实测仍有效)。罗恩保住了腿。
代价:需为对方处理“麻烦”一次。
艾拉的手指停留在“代价”两个字上。
她合上笔记本,走到窗边。雨幕中的东区像一幅浸了水的灰色油画,建筑轮廓模糊,只有远处码头起重机上的警示灯在固执地闪烁。汤普金斯医生的诊所就在三个街区外,但那位老医生能做的也已经到了极限——她自己都在用远低于成本的价格行医,诊所的药品储备时常告急。
过去一个月,艾拉见过太多“罗恩”。
高烧抽搐的婴儿,买不起退烧药,母亲抱着他在教堂门口跪了一夜;码头搬运工伤口感染溃烂,只能靠酒精冲洗和毒品硬扛;哮喘老人用完了最后一次吸入剂,在睡梦中窒息而死。
教会每季度拨下的救济款,只够买最基本的面粉、豆子和廉价绷带。抗生素?那属于“特殊医疗物资”,需要层层申请,等批文下来时,人往往已经死了。
艾拉试过所有“正当”途径。
她整理了详尽的病例报告和需求清单,提交给哥谭第一教堂的慈善委员会。回复很客气,承诺“会纳入下一财年预算考量”。下一财年是十月。
她联系了韦恩慈善基金会的地方办事处。接待她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好,收下了材料,说会“向上反映”。两周过去了,石沉大海。
她甚至尝试接触了几家医药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对方对她的“基层医疗援助计划”表示赞赏,然后委婉地表示公司今年的公益预算已经分配完毕,或许明年可以再联系。
明年。
东区等不起明年。
雨水顺着玻璃蜿蜒而下,像扭曲的泪痕。艾拉看着自己在窗上的倒影,那双和艾琳一模一样的蓝眼睛在昏暗光线下显得异常平静。
她想起了母亲笔记本里的另一段记录:
【198X年7月22日】
与码头帮派小头目‘疤脸’达成协议:我为他们处理特定尸体的‘清洁’与‘伪装’,他们每月提供固定数量的基础药品和食物。
原则:不处理明显是他杀且家属在寻的遗体;不参与任何活人交易;药品必须用于教堂救济,不得转售。
备注:这只是工作,但能救活更多人。
艾琳用尸体换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