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接受其中任何一个职务,实验中心(筹)接下来由谁负责?”
刘处长和杨副秘书长对视了一眼。这个反应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又似乎在意料之外。
“实验中心还在筹建阶段,编制没有完全落实。”刘处长回答得很官方,“如果你离开,组织部会选派合适的同志接替。当然,你也可以推荐人选。”
“赵小曼怎么样?”林墨忽然问。
刘处长愣了一下:“档案室借调过来的那个赵小曼同志?她之前……”
“她之前犯过错误,但已经用行动证明了改正的决心。”林墨的声音变得坚定,“现场会的统筹工作是她独立完成的,效果有目共睹。她对‘真实’有近乎执着的追求,而这正是实验中心最需要的品质。”
杨副秘书长轻轻咳嗽了一声:“小林,人事安排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重点是,你自己的发展。”
“我的发展,和实验中心的发展,是一体的。”林墨抬起头,目光清澈,“领导,我很感激组织的培养和信任。这两个职务都很好,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
她顿了顿,深呼吸:“但是,我想继续留在实验中心。”
办公室里再次陷入寂静。这次,连暖气片的水流声都仿佛停了。
刘处长的表情第一次出现了细微的变化——不是不悦,而是一种复杂的好奇:“能说说理由吗?”
理由。林墨在心里咀嚼着这两个字。理由太多了,多到不知道从何说起。
她想起被调离政策研究三科的那个下午,抱着纸箱走出省发改委大楼时,天空灰蒙蒙的,像要下雨。想起在综合一处整理文件时,手指抚过那些泛黄的档案纸,闻到时间的灰尘味道。想起第一次走进纺缘社区,看到王师傅蹲在墙角抽烟,烟灰落在开裂的水泥地上。
想起秦处长把三十七年资料交给她时,那双平静又深邃的眼睛。想起李阿姨举起二百块钱时颤抖的手。想起赵小曼熬夜做统筹方案,眼圈乌黑却目光灼灼。想起张弛说“平台运行零故障”时,那种技术人的骄傲。
还有周致远深夜伏案写课题申报书,台灯的光映着他专注的侧脸。乐乐说“我妈妈是帮老爷爷老奶奶修院子的人”时,那种天真的自豪。
所有这些碎片,在脑海中闪过,最后汇成一句话。
“因为我的舞台就在问题发生的一线。”林墨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副处长的位置固然重要,但那更多是管理和协调。而我真正擅长的,是在地面上找缝隙,在夹缝里种花。实验中心现在就像一棵刚破土的幼苗,它需要的不是被移植到更大的花盆里,而是继续往下扎根,往深处生长。”
她看向杨副秘书长:“领导,您还记得现场会那天,王师傅说的话吗?他说‘谢谢你们让我们觉得自己还能有点用’。这句话我记到现在。我们做的这些探索,最大的价值不是创造了多少政策亮点,而是让普通老百姓觉得,自己还能参与,还能改变,还能‘有用’。”
“这种价值,需要时间沉淀,需要耐心等待。如果我今天离开,实验中心很可能变成另一个‘项目式’的创新点,热闹一阵,然后沉寂。但我想做的,是把它变成一种可持续的模式,一种可以复制的方法,一种真正能让基层工作‘回归常识’的路径。”
林墨停了下来。喉咙发干,手心出汗。她知道这些话可能听起来很理想化,甚至有些幼稚。在体制内,拒绝提拔是需要勇气的——更需要的,是对自己选择的绝对确信。
刘处长沉默了很久。久到林墨以为她会起身离开。
但最终,刘处长笑了。这次不是那种标准的、官方的笑,而是一种真实的、带着温度的笑。
“林墨同志,”她说,“我参加工作三十一年,考察过的干部不下千人。主动拒绝提拔的,你不是第一个,但理由像你这么具体的,确实是第一个。”
她收起那两页纸,重新放回文件袋:“你的选择,我尊重。但你要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放弃了常规的晋升通道,选择了另一条更不确定的路。实验中心现在还在筹建中,正式编制情况还未知,你的七级职员身份也只是过渡。如果将来中心建设遇到阻力,或者模式推广不顺利,你可能面临……”
“我明白。”林墨接过话,“可能面临再次边缘化,可能面临资源不足,可能面临质疑和压力。但这些,我在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了。”
杨副秘书长忽然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蜡梅开得正盛,金黄的花朵在冬日阳光下像点点碎金。
“小林,”他背对着她,“你知道秦处长当年为什么选择留在综合一处吗?”
林墨一怔。
“二十三年前,她也有一次机会,调去省政府办公厅,级别可以提半级。”杨副秘书长转过身,眼神里有种遥远的东西,“但她没去。她说,她在综合一处整理了十三年的档案,那些档案里藏着基层最真实的脉动。她舍不得离开。”
“后来呢?”林墨轻声问。
“后来她错过了最佳的晋升期,五十五岁还是处长,明年就要退二线了。”杨副秘书长走回沙发前,坐下,“但也是因为她没走,才有了那些完整的档案,才有了后来对锅炉房项目的反思,才有了今天你能看到的三十七年的经验传承。”
他顿了顿:“体制内有两种价值。一种是向上走,掌握更大的权力,影响更多的决策。另一种是向下扎根,在一个领域深耕,成为不可替代的专家。两种都重要,但第二种,往往更需要定力,也更孤独。”
林墨点头。她懂。太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