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周致远合上文件,“如果有人要继续质疑,我欢迎。我们可以公开所有原始数据,当然是脱敏后的,可以公开研究日志,可以公开整个合作过程。中国的学术研究不怕质疑,怕的是不敢面对质疑。”
林墨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看着丈夫。这一刻的周致远,不是平时那个温和的丈夫、慈爱的父亲,而是一个捍卫学术尊严和研究伦理的学者。他站在那儿,背挺得笔直,眼神里有种不容置疑的清澈。
老陈忽然鼓起掌来。一下,两下,然后所有人都开始鼓掌。
掌声不热烈,但很坚定。
周致远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推了推眼镜:“其实我今天来,主要是想请大家帮个忙。”
“您说。”陈芳立即回应。
“论文五月才正式刊发,但清样二月底就会出来。”周致远说,“我想在清样出来前,请各位再读一遍全文,看看有没有什么事实性错误,或者表述不准确的地方。虽然已经过了三审五校,但你们才是最了解实践的人。”
他把打印好的论文稿分发给每个人。厚厚的一沓,封面简洁,标题下方并列着两个名字:周致远,林墨。
赵小曼接过稿子,手指抚过那两个并排的名字,忽然觉得眼眶发热。她想起自己曾经的数据造假,想起那种为了“成果”而背离真实的急功近利。而眼前这篇论文,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个观点都有支撑,就连致谢都写得如此真诚。
这才是中国学术该有的样子。这才是政学合作该有的样子。
傍晚,林墨和周致远一起回家。冬天天黑得早,五点多街灯就全亮了。两人并肩走着,影子在身后拉得很长。
“你今天在办公室的样子,很帅。”林墨忽然说。
周致远笑了:“是吗?其实我紧张得要死。手心里全是汗。”
“看不出来。”
“装的。”周致远老实承认,“但有些话必须说清楚。学术声誉一旦受损,很难挽回。”
林墨挽住他的胳膊。这个动作很自然,像做过千百次。“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愿意站出来,为我们做的事情正名。”林墨说,“也谢谢你,把中国的基层实践变成了可以传承的学术知识。”
周致远停下脚步。街边的橱窗里,暖黄色的灯光透出来,照在林墨脸上。她眼角的细纹在灯光下很明显,但那双眼睛依然清澈,依然有光。
“林墨,”他很少这样连名带姓地叫她,“你知道吗?这一年多,我常常觉得庆幸。庆幸当初你被调离政策研究室时,我没有劝你‘忍一忍’;庆幸你选择去实验中心时,我没有说‘风险太大’;庆幸每次你深夜还在改方案时,我没有说‘差不多就行了’。”
他顿了顿:“因为每一次,我都看到你在做对的事。而我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把你的‘对’记录下来,提炼出来,让更多人看见——特别是让决策者看见。”
林墨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她赶紧低头擦掉,再抬头时已经恢复笑容:“周致远,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跟实践学的。”周致远也笑,“基层工作最锻炼人。”
两人继续往前走。路过一家花店时,周致远进去买了一小束腊梅——不是整枝的,是花店用边角料扎的小花束,便宜,但依然香气扑鼻。
“给乐乐的。”他说。
回到家,乐乐正在画画。看见腊梅,她开心地接过来:“谢谢爸爸!我要画下来!”
餐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简单的三菜一汤,冒着热气。林墨换下外套,周致远摆碗筷,乐乐跑去洗手。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但又有些不一样。
吃饭时,乐乐忽然问:“爸爸,妈妈,你们以后还会一起写文章吗?”
周致远和林墨对视一眼。
“会。”林墨说,“不过不一定都是学术文章。也许是一本工作手册,也许是一个培训教材,也许就是一个……故事。”
“我要听故事!”乐乐眼睛亮了。
“好,等妈妈忙完这一阵,就给你讲故事。”林墨给女儿夹了块鱼肉,“讲老槐树的故事,讲石凳的故事,讲一个社区怎么慢慢变好的故事。”
晚饭后,周致远在书房整理材料,林墨在客厅陪乐乐拼拼图。手机震动,是秦处长发来的短信:“宁宁这周末到。如果方便,周六下午三点,纺缘社区见。”
林墨回复:“好。需要我们去车站接吗?”
“不用。她自己打车。”秦处长回得很快,然后补了一句,“谢谢。”
简单的两个字,林墨却看了很久。
她知道,这声“谢谢”不只是为这次见面。是为所有的一切——为那些被重新看见的档案,为那个被重新讲述的中国故事,为三十七年的遗憾终于有了被抚平的可能。
窗外,夜色渐深。城市灯火如星河,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正在展开的中国故事。
而她和周致远的故事,在这一天,因为一篇在顶级政研期刊发表的论文,被赋予了新的维度——它不再只是两个人的悲欢,它成为了一个典型案例,一种工作模式,一段可以被分析、被借鉴、被传承的公共记忆。
这也许就是知识的力量:把个人的实践升华为公共知识,把基层的探索提炼为理论智慧,让在狭缝中开出的花,也能照亮更多社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