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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点亮健康路上一盏灯寻找中医魂（第3页）

“孙老，您挺厉害的！”我由衷地赞扬道，“这不就是‘中医治未病’的典型案例嘛！”

孙老接着这个话题说：“对。中医有个学术思想是防重于治，就是对‘未病’的认识。它包括四个阶段：未病先防、病后防变、病中防逆转，病后防复发。这都是‘治未病’。一个中医他应该掌握疾病演变的全程，治未病的思想要贯彻始终。我诊病时就要知道你将发生哪个病，首先要预防，我开的方子中就要加入防微杜渐的药。当然，病人通常并不知道你在帮他病中防变；病人只看到有细菌杀细菌，有病毒灭病毒，有痛止痛，有痒止痒。但这是你做医生的良心啊，要预防啊，要治未病啊。这又涉及中医治病不同于西医治病，最大的差异就是思维的方式。西医是对抗性思维。”

“西医的对抗性思维是什么意思？”我好奇地问。

“中医、西医都是科学，各有理论体系，各有所长，各有优势，但两者的思维方式不同。西医是对抗性思维，是基于解剖学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在治疗上着重寻求致病因子和病变的精确定位，有细菌就消灭细菌，有病毒就消灭病毒；如果肢体需要废弃，就把这个肢体切除；内脏需要废弃，就把内脏挖掉。而中医是一种包容性思维，是基于天人合一的理念发展起来的；在治疗上着重寻求致病的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以及精准地辨识症候；着重提高自身的抵抗力，细菌和病毒也可以暂时在这里生存；然后扶正祛邪，让正气上升、邪气下降，这样来维持一种平衡，让邪气慢慢消失。两者思维方式是不同的。”

孙老接着说：“中医认知的疾病健康跟西医也不同。西医是基于实验医学发展起来的，关注细菌是什么样？病毒是什么样？怎么生存发展？然后用药物来消灭。中医不是，中医认知的第一个层次是阴阳平衡；第二个层次是天人合一；第三个层次就是有诸内必形诸外；第四个层次就是见外知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来确诊你身体里大概正邪的量是怎样的？质是怎样的？进一步就可以断生死、判顺逆。其实中医辨证不仅仅要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而且应该讲表里虚实寒热生死逆顺。再直白一点说，西医治的是人的病，中医治的是生病的人。但是，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一些中医是医‘匠’，不是医‘师’。匠人拿把刀去切去划啊，这不是‘师’。如果一个中医治病，让病人满医院转八九个科室，然后再把化验单收回来，再‘加减乘除’，这不是医‘匠’是什么？既不望闻问切，也不判断病势的顺逆，更不判断病人的生死，这就不是‘师’，而是‘匠’了。”

孙老思路清晰地用短短一段话把中西医的系统区别描绘得清清楚楚，我听得非常入神。虽然在讲过去的故事，但他谈古论今，举一反三，把艰涩的中西医原理讲得内涵深刻，却又通俗易懂。

学术超越：在敢于自我否定中精进

1978年，为了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重要批示，中共中央发布[78]56号文件，卫生部决定在全国开展选拔中医师的统一考试。

1980年3月5日，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刘炳凡教授正式宣布：“经所党委决定：孙光荣同志自即日起，担任李聪甫先生的助手兼徒弟，并兼任理论研究室学术秘书。”

李老当时是全国著名中医药学家、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的研究员。当时湖南省卫生厅特别作出了给李老配备一名助手兼徒弟的决定，孙光荣经过李老亲自挑选和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政工科的审核，上报省卫生厅批准，被录取到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分配到理论研究室。从此，由文献理论研究到临床研究，孙光荣开始师承李聪甫老教授，当了七年半的徒弟。

孙光荣教授说自己父亲和李老属于完全不同的学派。“我父亲是丹溪派，李老是东垣派。我跟父亲学了那么长时间，一下子要从丹溪派转到东垣派谈何容易？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苦学。那种学术观点、诊疗方法的冲突令我痛苦得很！但是一旦转化成功，真是拨云见日啊！学派转化的好处就是兼容并蓄，就是自我超越！这使我开阔了眼界，跳出了一般中医最容易出现的故步自封的轨迹。李老的要求很严格，但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他平时并不对我讲什么，每天让我抄方子，我就抄，然后自己去领会。半年以后有一次我问他：‘李老您怎么一开这个桔梗就一定连带开枳壳？开枳壳怎么又一定会连带开桔梗呢？’你猜他怎么回答？他只看了我一眼说：‘孺子可教也！’呵呵，就这么一句话，其他什么话都没有啊！”

我不解地问：“您为什么要帮他抄方半年呢？”我心想，不是去当名医的助理吗？不学行医怎么只抄方子呢？

孙老一副理所应当的口气说：“不是抄半年，是抄七年半！做徒弟的第一件事就是抄方子，学习和继承嘛！又过了几个月，我再问他这个桔梗和枳壳的问题。老头儿嗯一声说：‘怎么还没悟出来？’李老说，桔梗是开胸的，枳壳是宽中的，‘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也就是说哪一个脏器都有。你要调上面就必须调下面，你要调下面就必须调上面，这样气才能升降出入。这例子说明李老要求我有悟性，不仅要发现问题还要能解决问题。所以我在2008年提出，培养中医人才要‘七重’：重经典（要背熟，要理解）、重临床（积累实践经验）、重师承、重流派、重勤求、重博采、重悟性。”

孙老由此又深刻地揭示出目前中医教育和传承的现状：“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们老一代出得来中医大家，而现在难出大家呢？我说你们是在花圃里撒的种子，成长得快，但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前辈人是把种子撒在天然的崇山峻岭中，大部分都消失了，但那长出来的一棵绝对是强劲的参天大树！现在院校培养学生是‘流水线’，是生产‘高压锅’，出来的都是一个模子的产品。中医培养人才是要做‘景泰蓝’的！要一个一个雕出来的，个性化的！”

“您的比喻真好！”我由衷地赞叹。

中医的教育与学术经验的传承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孙老的这个比喻其实把问题的核心提出来了。是用西医流水线作业的方式培养中医？还是像制作景泰蓝一样个性化地雕琢？这的确是值得深思和探索的问题。

追寻祖先“医魂”的探索

1982年3月，李聪甫、刘祖贻、孙光荣承担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重点课题“中藏经》整理研究”。

孙老说：“中藏经》1600多年没有人全面系统研究过，这是署名华佗的书，实际上是华佗的弟子记录辑成的一本主要用于课徒的本子。这本书非常经典、实用，但由于脱漏衍误太多，文字艰深，研究难度很大。国家古籍办确定《中藏经》为第一批中医十一大古籍整理项目之一。”

“整理这些古籍的目的是什么呢？”我问。

孙老说：“正本清源啊！留住中医的根！第一是要把真正好的版本找出来，否则要失传了；第二是找到真正的好版本后再把它校勘出来；第三是注释古字、古意；第四是翻译；最后是把这部书的学术思想分析出来。”

“那可是相当大的工程啊！”我感叹道。

历经四年的整理研究，孙老执笔完成了《中藏经校注》、《中藏经语译》，第一次揭开了尘封千年的《中藏经》真面貌，总结了《中藏经》脏腑辨证八纲，揭示了断生死、判顺逆的规律和处方用药特点。发表了《＜中藏经＞学术思想考析》、《＜中藏经＞在脏腑辨证理论发展中的三大贡献》等一系列论文。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那《中藏经》的主要学术思想是什么呢？”我问。

“中藏经》的主要学术思想跟《内经》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建立了以脉证形气为中心之脏腑辨证八纲：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这不同于任何一个辨证大纲；它还附有有特色特效的60首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判生死，有一系列判定死证的方法，现在很少有人研究了。所以中医首先要向老祖宗学习，中医经典和历代名医的学术经验是我们中医临床的指南！”

中医魂归何处？孙老大半生中医戎马倥偬，身体力行地追寻祖先的“医魂”，探索新时代中医发展之路，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中医学是受西方文化和学术冲击最大的学科领域之一。如何理解、沟通、结合两种医学科学，一直是近百年来无数学者孜孜不倦探讨的重大课题。1980年代后期，中医药学界掀起了一股“规范化”、“标准化”的热潮，中医临床研究、中药新药研制等等，都有意无意地模仿甚至套用西医的规范和标准。出身于中医世家而且长期从事临床和科学研究的孙光荣教授对这一现象产生了质疑。

孙老说：“中医是否需要规范化、标准化？当然需要，但是只能像上帝给人类规范化、标准化那样，规定一个人是一个头颅、两条眉毛、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只鼻孔、一张嘴、一个躯干、上下四肢，再分为男、女，再分为黄、白、黑等几种肤色，足矣！如果规定头发几根、眉毛多长、眼裂多大、嘴巴多宽，那还是人吗？中医治病讲究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炎症不一定要‘消炎’，肿瘤不一定要‘除瘤’；同样是支气管肺炎，中医治疗就不一定是清热平喘；所谓‘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莫耗气，精遗莫涩泄，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嘛！”

对孙老的这个观点，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的王凤岐教授非常赞成。于是，经过孙光荣团队一年的努力，由王凤岐、孙光荣联合主编的《炎症的中医辨治》问世了。这就创建了一个西医病名、西医诊断与鉴别诊断和中医辨证、中医治疗、民间疗法备选的模式，获得了全国科技图书奖二等奖。接着，刘祖贻、孙光荣、周慎又联合主编了《神经系统疾病的中医辨治》。各地陆续出版了多个系统疾病的中医辨治书籍，逐步形成了西医疾病中医辨治的图书系列。

1990年代初，孙老与杨宝琴、周慎教授还率领一支来自临床和文献的科研团队，参与了王永炎院士主持的WHO中风研究课题，经过长达9年的潜心研究，终于系统提出了中风病康复治疗的原则、方法、药物、方剂等，由孙光荣主编的《中风康复研究》，成为我国第一部中风康复研究的专著。

孙老还针对中医学术经验传承的问题悟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如何系统总结历代名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给后人一个比较清晰的名医成才“路线图”。于是，他和刘祖贻院长共同向湖南省卫生厅申报了“中国历代名医名术研究”的课题，组织全国近百名著名学者共同研究。历十度寒暑，三易其稿，终于在2002年出版了涵盖先秦至清末的极具代表性的85位名医、共197万字的《中国历代名医名术》。

“孙老，我发现您总是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全力创新啊！”

“是啊，中医事业如何发展？中医学术要怎么进步？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是我脑海里从来没有消停过的思考，也提了很多的建议。1981年开始，我受命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八五、九五、十五的规划与计划的起草或讨论，也一直参与科技、教育、文化、法监等有关部门的重要文件的调研或起草工作。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学习、锻炼和提高的机会，但是付出的精力也很大。”

中医魂兮归来

2006年8月，孙光荣领衔“当代名老中医典型医案研究”课题组，主持创建的“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课题综合信息库，全面搜集、保存了当代名老中医回顾性和前瞻性医案3万余例。短短9个月，《当代名老中医典型医案集》共收集整理了全国107位名老中医2311则典型医案，涉及病症360余种，分为内、外、妇、儿、五官科、针灸推拿6个分册，共543万字，2009年1月出版。

“当代名老中医典型医案研究”是“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基于信息挖掘技术的名老中医临床诊疗经验及传承方法研究——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课题的子课题。

在国家科技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课题组长孙光荣、鲁兆麟教授率领“网教中心”、北京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大学医学部4单位的何清湖、贾德贤教授等12位统审稿专家组成的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完成了任务。第一次定义了中医医案，明确了中医医案的地位与作用；第一次对医案与病历进行了系统性比较性研究并得出了结论；第一次采用普查式对全国名老中医医案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采用章节式对全国名老中医医案进行系统的类案研究；第一次采用传统文献研究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医案；第一次确立了典型医案的统一体例与格式。

我问：“那名老中医学术思想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