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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教育（第4页）

可是临到星期六放学时，大牛告诉我，他这回要看早场电影，并且还给我也买了一张票。这可把我高兴坏了！我们俩约好，星期天一早，我去他家找他，再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大牛家在我家与电影院之间，而且从我家到他家那段路相对还要长些，总得走个二十多分钟。星期天一大早，我匆匆出了家门，刚拐出胡同，忽见蒙蒙的冬雾里，凸现出大牛的身影，原来他迎我来了！我俩高兴地会合，有说有笑地踏着人行道上的残雪，朝电影院而去。一路上车少人稀，到了电影院，人家还没开大门呢……

那天看完早场电影，我还想约大牛去什刹海的冰上跑跑，可是他不能去，他这才告诉我，买电影票的三毛钱，他是预支的，他马上得去城根的一处工地铲沙子，人家答应他，干足六个小时，算三毛钱的工钱。

这事过去有三十多年了。后来，“文革”造成了动乱，学校停课，再后来，我们都上山下乡，我去了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大牛去了他老家河北农村插队。再后来，赶上了改革开放，我从兵团回到北京，考上了大学；我去大牛家找他，他家早搬走了，院里邻居们也说不清到哪儿去了；我一直打听着大牛的消息，竟总是不得要领，有个模模糊糊的传闻，说是大牛在农村，入赘到个寡妇家里，就扎根那儿，在那儿务农了。我们竟从此失去了联系。前天我路过那座原来常去看早场电影的建筑，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字古怪的家具城，忽然一阵甜蜜和惆怅的情绪交融在我的心臆。在岁月嬗递中我失去了什么？积淀下了什么？……难忘的早场电影哟！

大家就都安静了下来。只见爷爷戴好老花镜，凑到沙发旁的落地灯下，拿着他写的文章，念了起来。

温哥华

这里说的不是加拿大国的那个名城，是一个人。

谁？

就是离咱们家不远的大街上，卖西瓜的一位汉子。他长得黑不溜秋的，天热的时候，光着大膀子，露着胸毛，手里再操着把切西瓜的尖刀，你想想那是个什么形象！原来我买西瓜，总是宁愿再多走几步，到那面善的、妇女掌秤的摊上去买，对他，是连摊带瓜都绕着走；但我买回的瓜，能得家人好评的，不多，要么还生，要么过熟；老伴儿买回的瓜，却成功率颇高，有一天她买的瓜，正好几个朋友来分享，色艳瓤沙汁浓味甜，大家轰然赞妙。我就顺口问她：哪个摊上买的？她笑说：“鲁智深那个摊上买的！”我就知道是那汉子的摊儿，不禁对她说：“你真有胆儿！敢到他那儿买！”老伴儿笑了：“人不可貌相！你猜怎么着？请他给挑，他挑得还真仔细，不熟还真不给约，谁知道他秤准不准呢，反正他挑的这瓜，挺不错是吧？”

那以后，有一天我回家挺晚，下了公共汽车，走了没几步，便是他那瓜摊；没人买他的瓜，他躺在折叠**，就着拉过来的无罩电灯，跷着二郎腿，看一本什么书；我忽然觉得应该买他一个瓜，就过去招呼他，他翻身起来，扔了那本皱皱巴巴的书，抓起瓜刀，瞪眼望着我，我心里有点怵，嘴里少不得请他挑瓜，他把刀放在案子上，给我挑起瓜来，他一挑瓜，那形象确实就顺眼多了，他似乎也并非为顾客着想，从旁看去，他挑瓜是出于一种习惯，甚至于是出于一种爱好……我心里松快多了，便跟他聊了几句，问他看的什么书，他说：“嗨，瞎看呗！”可是我已经看出来，那扔在折叠**的是一本金庸的武侠小说，于是说：“嗬！雄心大志！今儿个瓜摊小贩，明儿个除暴安良！”他一边给我称瓜，一边气昂昂地说：“那怎么着！你以为我一辈子窝在这瓜堆里么！”我说：“你别给我往多约啊！”他把眼一瞪，爽性不约了，说：“你信不过，咱也不约了！论个儿卖吧！你还买不买？”他如此有趣，我也就跟他说笑来；这一晚，我们就算认识了。

他那瓜摊左右，还有个体书摊、烟摊，以及卖煎饼、卖冰棍的小贩，我发现那些摊主小贩都管他叫“温哥儿”，原来他姓温；他对这“温哥儿”的叫法不大满意，有一回他就对我说：“多难听，跟得了瘟病似的！”我就建议：“干脆，叫温哥华吧！听着再不会想到瘟病，而且，温哥华是加拿大的名城，听着也亮堂！”我本来是开玩笑，没想到旁边卖烟的小伙子立马就这么叫上了他；几天以后，这叫法就普及开了，他也认头。

卖西瓜比卖别的辛苦多了，因为晚上得彻夜守摊；不过，看样子温哥华一夏的收入，比周围的摊主小贩都高很多，我自然从不跟温哥华谈及各自的收入，我们总是天南地北地扯些别的；从闲聊里我知道他去过不少地方，自己也种过瓜，看见他穿过一条军绿裤，我就问他是不是参过军，他说参过，可是脾气太大，升不了官，复员回了大兴县，又一直不得烟抽，混到现在，也就是靠瓜赚俩钱花……

盛夏里有一天，我的一本书，由南方一家出版社出版了，那边出版社代我缴了个人所得税后，给我汇来了将近两万多块钱的版税，我从东华门的银行取出这笔钱以后，兴致勃勃地到附近的天伦王朝饭店去吃了顿自助餐，因为在街上时浑身燥热，所以在饭店里我选了一个冷气最冲的位置；没想到乐极生悲，等我回来时，在公共汽车上便开始肚子疼，下车以后，里急到难以忍耐的地步，根本不可能坚持回到家里的卫生间解决问题；我捂着肚子，满额是汗，好在很快到了温哥华的瓜摊，我急中生智，便把手提包交给他，对他说：“温哥华，我得赶紧去厕所，你给我看着点儿——里头可全是金银财宝！”也不等他眨完眼，我就赶紧往公共厕所里跑，那公共厕所倒不远，就在三十米开外的胡同口里，我跑进去的情况，不堪形容，不过我把提包交给温哥华，实在是太明智了，因为那里面绝无挂提包的钩子……

从厕所出来，天已黑净，街对面小饭馆的瀑布灯，光灿灿地一直从门面挂到行道树上，温哥华的瓜摊，也亮着他那个大灯泡；我走到瓜摊边，忽然发现温哥华黑着一张脸，手里握着瓜刀，两眼恶狠狠地迎着我，让我大吃一惊；我还没开口，他瓮声瓮气地质问我说：“想干什么，你？！”

我很不理解，就开始耐心跟他解释……

温哥华没听完，就咬牙切齿地说：“你这糟老头子！你耍我呢！”

我更不理解了。

温哥华把刀在案子上使劲一顿，瞪圆双眼，吼了起来：“别以为我是好惹的！”

有几个人围了过来，我莫名其妙，不由得有点害怕。

摆烟摊的小伙子就上去劝他。

我万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错在哪儿了呢？

……好在最后终于把一个大误会消除掉了，不，也不是什么误会，最根本的是，我此前还根本不了解温哥华，归根到底，是我那天那样做太孟浪了。

温哥华参过军，温哥华犯过错误，他曾因浑水摸鱼提走别人的手提包，被拘留过；后来他决心改过自新，在农村种瓜，他跟西瓜混得越来越熟，到后来，挑瓜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乃至本能，而且几乎百挑百佳……那天我那样做，对他刺激实在太大了——因为我撂下了那样一句话，转身就跑，所以他在一种复杂的心情中，也就打开我那手提包检查了一下，看到里面有那么多的钱，他一时竟感到我是恶作剧，故意要羞辱他……

那以后，我跟温哥华，成了朋友。冬天，我们一起冬泳，他总觉得我年岁大了，怕我有个闪失，游的时候，总在我左右护卫着。

爷爷念到这里，停下了。我以为没完，问：“下头呢？”爷爷却已经取下了老花眼镜。邢阿姨笑着说：“啊呀！您写的他呀！我也常买他的瓜，确实都不错！头年秋天，在街头帮着抓歹徒，还受了伤，事迹上过晚报呢……不过，也真没想到，他原来，是个失足青年啊！”爸爸说：“前头咱们写的，莲娜呀，大牛呀，都是些纯洁无疵的，天使般的人物……老爷子倒真是别开生面，写了这么个……怎么说呢？……”蓓蓓说：“我理解。只要一个人愿意善良，他就能够洗掉心灵上的污垢，变得美好！”妈妈说：“爸爸这篇很好。有深度。它让我们懂得，信任，是善良的催化剂……”大雷问：“什么是催化剂呀？”大家都笑。铜娃对大雷解释说：“就好比春风吹过来，迎春花就开似的……曾爷爷完全信任温哥华，温哥华一时反而受刺激，接受不了，可是到头来，曾爷爷的信任，还有更多人的信任，让他更有信心，去做一个善良的好人！”大雷点头。

奶奶给大家分发橘子，说：“不早啦，吃完橘子，该休息啦。”大家剥橘子吃。邢阿姨说：“什么时候还办这个‘班’？我也写一篇参加！让大雷他爸也来！总那么搓麻，究竟没多大的意思！”她边说边拿起橘子要剥，一看，不对，橘子掉她肚子上，她把毛线团当成橘子了！她仰脖大笑，大家也都笑得前仰后合……

第二天一早，爷爷带着铜娃和我细看四合院。我虽然很熟悉爷爷他们这个院子了，但也还是头回听爷爷细说端详。爷爷他们的四合院，虽然里头盖出了一些从原有住房延伸出来的小房子，又拆掉了一些原有的建筑，但大体上还保持着北京老四合院的格局。在前院和后院之间，跟大门错开的位置上，是一座垂花门，它的特点是门楼上倒垂着一个木质门罩，门罩前方，两根往下垂着的木柱顶端，被精心雕刻成了西番莲模样；虽然年久失修，但那残存的彩绘装饰依然能让我们想象出当年的鲜碧华丽……爷爷说，北京胡同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应该选择其中仍保持着当年风貌的一些区域，加以保护、修葺，而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四合院，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没想到爷爷忽然生了气，把筷子往饭桌上重重地一放，用批评的语气对奶奶说：“你宣扬这些个干什么？”又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要去地坛庙会玩，自己买那四块钱一张票的入场券，不要拿这个什么‘一柬通’！”

铜娃一定很纳闷。一直都很慈祥的爷爷，怎么会声色俱厉起来？我心里倒还悟出了七八分。奶奶提到的那个张伯伯，原来一直管爷爷叫老师，为了当上个什么局级干部，没少往爷爷这里跑，求爷爷给他写推荐材料，爷爷虽然始终没给他写那个材料，可对他，原来还是觉得有些个能力的；没想到那张伯伯升到那个位置以后，暴露出好些个严重的缺点，爷爷对他很不满意；这都是我从爸爸和妈妈谈话里，听出来的；我听爸爸说，那张伯伯特别喜欢跟原来认识的人，炫耀他坐的奥迪车如何漂亮，又如何能享受到种种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的待遇……这不马上就到春节了吗，他让司机在接他的路上，顺便给爷爷送来这些个烫金的请柬，恐怕主要还不是为了爷爷奶奶逛庙会方便，而是为了显示他如今混得有多么滋润……

不过吃完早点以后，爷爷恢复了良好的心情，他把铜娃和我带到院门外，要给我们指点、讲解大门两边的石雕鼓形门墩，还有南房山墙上残留的拴马环……

我们刚到了门外，就看见一个外衣上套着个橘黄色帆布背心的伯伯，迎着爷爷打招呼。我和铜娃当然都知道，那橘黄色背心，是打扫街道的清洁工人的标志。爷爷一看见那伯伯，就亲热地说：“老罗，你恰好打扫到我们门口哇！”那罗伯伯显然是外地来的民工，我更听出来，他是四川来的；几句话过后，爷爷跟他就爽性用四川话交谈起来了。我回想起来，爸爸妈妈曾谈论过，爷爷跟一位四川来的民工，交上了朋友，常把他请到家里，喝着热茶“摆龙门阵”——就是山南海北地神聊；还常送衣服给那位民工；现在这位身上套着橘黄色背心的罗伯伯，显然就是那来自我们故乡的民工了。

只听罗伯伯说：“你总算出来啰！我等你好久！”

爷爷很惊讶，责备他说：“你怎么不进去啊？”

爷爷忙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急事，要我帮忙？”

罗伯伯两眼笑成两弯新月，说：“哪儿有总让你帮忙的道理！这回，是我要给你一样东西哩！”说着，便把手伸进贴身衣兜，曲曲折折掏出一张纸片，递给了爷爷。爷爷没戴老花镜，看不真，交给我，我认出来，那是一张窄长的门票，再细看，是地坛公园春节庙会的普通入场券，只是背面有个“赠券”的印章……我告诉了爷爷，爷爷拿回那张门票，问罗伯伯：“一定是你们清洁队发的吧？你在寒风里头等我出院门，为的就是要把这张赠券送给我啊？你留着自己去逛逛嘛！你们每人发一张……”爷爷还没说完，罗伯伯叫起来：“每人一张？你想得好安逸！我们八个人才五张，抓阄儿，我这手好香啊，一抓就抓着了！一张四块钱哩！……我可是巴巴地给你送来……”

当时，一瞬间里，我差点犯了天大的错误——我没等爷爷答言，就想抢着说：“罗伯伯，我爷爷家，有好些张烫金的请柬，凭那‘一柬通’，连好几十块钱一盏的台湾名茶，都能白喝哩！……”多亏铜娃及时地在一旁暗暗地拉我衣袖，我的蠢话才没脱口而出；我先望望铜娃，发现他的目光全盯在爷爷脸上，便也朝爷爷脸上细看，只见爷爷实实在在地“盈眶”了……爷爷把那张入场券珍重地放到了羽绒服里面的胸兜里，拉过罗伯伯那双粗糙的大手，紧紧地握着，说：“谢谢你，老罗！我一定去……一定去……”

……后来，我和铜娃去打保龄球。去保龄球馆的路上，不由得议论起罗伯伯送票的事情来。我问铜娃：“如果把那些‘一柬通’，都送给老罗，请他和他们清洁队的民工，开幕式上都去主席台，坐成一大排……你觉得，那是个好主意吗？”铜娃不屑于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大步往前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觉得，你爷爷把罗伯伯那张票塞进胸兜里的时候，闪出了一道金光……”

打保龄球时，我和铜娃暂时忘却了别的，玩得很快活。我们实行AA制，就是两个人分摊费用，谁也不请谁。这样，两个人都更加自在。出了保龄球馆，迎面扑来寒风，满街在化雪，我俩紧紧围巾，踩着湿漉漉的路面，往前走。爷爷奶奶还要留铜娃住一晚，可是，走过我爷爷奶奶他们住的那条胡同时，我俩却并没有拐进去；原来，我们已经跟冯老师打过电话，要到他家里去拜访。

冯老师也住在一条胡同里，不过，他家住的，已经不是古老的四合院，而是新盖的、六层高的居民楼了。

冯老师满头白发，过了暑假，他就要退休了。不过他跟我们说过，退休以后，我们的课外文学小组，他还是要管几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