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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在双赢中赢取更大的成功（第2页）

沃夫森在1955年设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他为各个方面提供了4500万美元的经济资助，其中主要是教育机构。许多大学和学院都为此向他颁发了荣誉学位证书，而牛津和剑桥则更是对沃夫森的特别关照给予了回报，即“伊沙克·沃夫森学院”。

沃夫森经常津津乐道地对人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有个人向沃夫森打听：“有个叫沃夫森的家伙，既是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和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又是牛津大学的教会法规博士和剑桥大学的法学博士，而且还是这所大学的这个博士那所大学的那个博士，不知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写东西的。”

“写东西？他写了些什么？”

“支票。”

因为他本人是个非常正统的犹太教徒，所以沃夫森的慷慨最能反映犹太商人的普世主义胸怀。他每天起床后和临睡前都要做祷告，在遇到好奇的来访者时，还常常偷偷地给他们看他穿在衬衫里面的犹太教礼拜服。在安息日或其他犹太教节日，他都遵守犹太律法，待在家里不出门，并始终居住在一所犹太教会堂的近旁。当他们夫妇俩应女王之邀到温莎堡做客时，女王用完全合乎犹太教饮食律法的食物招待他们。沃夫森并不想因为取悦上流社会而使人们忘记他的犹太人身份，相反，他经常说，他只是犹太人中很普通的一员，并希望成为像他父亲那样的一个“仁和宽厚、单纯、非常正统而又平常的犹太人”。

虽然沃夫森从事慈善事业时慷慨大度，可在做生意时他却从不心慈手软。他承认商业经营在慈善事业中有一席之地，但坚信慈善在商业经营中没有立足之地。他是个自由竞争的信奉者，并始终坚信，一旦一个生意人想要发慈悲，那么他就不应该再做生意人，他也不是生意人了。

所以，通过沃夫森的例子，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犹太商人明确地把商业经营和慈善事业划入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或层面。经商就得按经济规律行事，但经商之余，处世时就不能仍用生意眼光，而需要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或用犹太人自己的话来说，履行“公义”的要求。他之所以既有能力也有愿望为一切人，不管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尽一份“公义”，正是因为这种商人理性与社会意识的牢固结合又不互相串位。

4。立足社会要以慈善为本

犹太富翁们有一个共同举措，即在发财致富中，注重解囊做各种善事和公益事业。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银行家金兹堡家族从1840年创立第一家银行起，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在俄国开设了多家分行，并与西欧金融界建立了广泛的业务关系，发展成为俄国最大的金融集团，其家族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大富豪。金兹堡家族像其他犹太富豪一样，在其发迹过程中着重做大量的慈善工作。他在获得俄国沙皇的同意后，在彼得堡建立了第二家犹太会堂；1863年，他又出资建立了俄国犹太人教育普及协会；用他在俄国南部的庄园收入建立犹太农村定居点。金兹堡家族第二代继续把慈善工作做下去，曾把其拥有的欧洲最大图书馆捐赠给耶路撒冷犹太公共图书馆。

美国犹太商人施特劳斯从商店记账员开始，步步升迁，最后成为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的总经理，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巨富。他在事业成功过程中，也做了大量的慈善活动。除了关心公司职工的福利外，他曾多次到纽约贫民窟察访，捐资兴建牛奶消毒站；并先后在36个城市给婴幼儿分发消毒牛奶；到1920年，他捐资在国内外设立了297个施奶站；他还资助建设公共卫生事业，1909年在新泽西州建立了第一个儿童结核病防治所；1911年，他到中东的巴勒斯坦访问，决定将他13的资产用于该地兴建牛奶站、医院、学校、工厂，为犹太移民提供各项服务。

类似以上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在此不再列举。犹太商人如此乐于做善事，有时也是一种生意经。他们大量捐资为所在地兴办公益事业，会赢得当地政府的好感，对他们开展各种经营十分有利。有些犹太富商由于对所在国的公益事业有重大义举，获得了国王的封爵，如罗思柴尔德家族有人被英王授予勋爵爵位；有些犹太商人还获得当地政府给予优惠条件开发房地产、矿山、修建铁路等，赚钱的路子从中得到拓宽。

人是群居动物，人与人关系的运用，对事业的影响很大，政治家因得人而昌，失人而亡。企业家因供应的商品或服务为人所欢迎而发财。可见，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人。犹太商人明白这个道理，在一切经营活动中，与人为善，把人与人的关系处理好，成为他们成功与致富的秘诀。

犹太商人的处世之道，是将人类内心深处所潜藏的欲望予以利用。他们认为，人类的内心都有被人注目、受人重视、被人容纳的愿望。所以，与人相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不管是对你的长官、同事、下属还是顾客、朋友及家人，要做到让他们知道你在关心他们的一切愿望。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用善意的、亲切的、温和的态度与人交往，那么，对方也会以此相报。这岂不是达到了和谐相处的目的吗？有了和谐相处的环境和气氛，你我之间就好商量和合作，做生意的条件也容易达成，这就是和气生财的道理所在。

5。向有困难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犹太商人的社会意识，在世界各国的商人中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犹太商人至少是最能以捐赠钱财的形式来履行社会责任的商人。我们前面谈到过的犹太大商人差不多都有巨额捐赠的历史。

作为加拿大犹太共同体的“俗界”领导人施格兰王国的山姆·布朗夫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奋不顾身”地解救欧洲犹太难民；大战后，为支持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武装运动，他又运去了一批武器。他们整个家族一年通常要拿出150万美元捐献给慈善事业。

埃特蒙·罗思柴尔德曾为巴勒斯坦犹太移民区花费了1000万英镑。

修建土耳其东方铁路的莫里茨·赫希男爵曾向犹太殖民委员会捐助1亿美元，以求造就一种新型的犹太人。

南非钻石商巴奈·巴纳特为医院、孤儿院提供捐赠，资助建造了约翰内斯堡犹太教会堂。

在旧中国，上海犹太富商维克多·沙逊为避难于上海的犹太难民一次捐款15万美元。

而像雅各布·希夫和伦敦罗思柴尔德这样的犹太共同体领袖，他们在各方面有形无形的捐赠资助，就无法计量了。

犹太商人普遍都具有的这种慷慨心态，同犹太民族本身的文化机制有很大的关系。在世界各国中，犹太民族可以说历史最悠久、以最系统的方式、最连贯地坚持着这样一套安排：《圣经》中就明确约定，以色列人必须将收入的110作为向上帝的献祭，其中包括供养祭司阶层、用作宗教礼仪的，也包括由族人分享的。

在犹太人中，除了几种为数极少的豁免资格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必须捐献110的收入。就是贫穷的受施者也不能例外。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留田地上110的庄稼不要收割，收割时故意遗落一些，以供别人拾取，以及安息年与禧年的制度性安排。在安息年（7年一次）犹太人不耕作，也不管理葡萄园、橄榄园，任凭地里的东西自生自长，供人拾取。禧年为50年一轮，除了同样休耕之外，以色列人互相所欠的债务也都取消，卖身为奴的自动解放。

在所有这样的安排中，都贯穿着一条明确的原则，即主要是有钱人向穷人尽“公共义务”。用《圣经》中上帝的话来说，就是：“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中命记》）当然，犹太人的慈善事业对穷人本身并不是没有要求的。

无论什么地方，哪里有一个完整的犹太社群，哪里肯定就有自己的教堂，教堂中也肯定有一个犹太人称为“司幕”的救济员，以解决犹太人一般的日常需要问题。奇怪的是，犹太商人大量地捐款给自己的社群，在援助其他社群时也很慷慨。在他们外出经商时，不管走到哪里，只要那里有犹太社群，他们就会受到该集体的热情款待。如果他们的船只遇险，附近犹太社群就会主动帮助他们脱险；而要是他们不幸落入海盗之手，那么附近社群还会花钱将他们赎回来。在中世纪时，海边的犹太社群为赎还被掳犹太人一般都设立了专门的基金。

全球2600多万犹太人，虽非个个都是富翁，但是至少不会有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的犹太人。只要是犹太人，哪怕身无分文来到异国他乡，如果当地有犹太人组织，一旦你找到他们，吃饭住宿问题就会立刻得到解决。当然，犹太人组织不是永远提供慈善服务的机构。永远提供免费吃喝，再多的钱也支撑不起，也不符合犹太人精于理财的传统。犹太人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个愿意帮助落难者的犹太商人。该商人怎么帮助自己的同胞呢？他的方法很妙，假如这是一个鞋商，他就对落难的同胞说，我这鞋店目前只在西边发展，这座城市的东面还想设一家分店。你就到东面去开分店吧，我借钱给你去租店铺，货我也先提供给你，等你卖掉了鞋，赚到了钱再连本带利还给我。你站住脚了（这应该没问题，我会帮你站住脚），我就是你的长期供货商。

这种帮助人的方法是精明的，也只有犹太人能将它作为一个传统长期坚持不懈。一鸡三吃，是犹太民族的基本技能，即使在帮助落难同胞时，他们也会动脑筋想出办法，做到既帮助了同胞，又帮助了自己。这样的犹太人就不但帮助了落难者自立，同时又扩张了自己的生意。正因为这种帮助人的方式对提供帮助者本身是有利的，因此这种慈善行为才能长期持久地延续下来。

犹太民族主要借助富人的钱，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是商人的钱。流散的犹太人通过这样一套安排被有机地联结起来。尤其重要的是，在每个犹太人，尤其是有钱的大商人头脑中有一个根本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慈善即公义。这使他们自觉地把捐赠作为协同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一项机制。

6。雇主与雇员之间也要力争双赢

犹太商人认为，作为一个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即使仅仅把员工看做是自己的赚钱机器，也应该明智地去主动养护好他们。

犹太商人在现代经济社会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在劳资关系的问题方面也做出了开拓性的甚至革命性的作为。

在犹太实业家中，路德维希·蒙德是不多见的一个，他不是靠金融技巧，而是完全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从事实业的。1881年，在吞并附近一家和他竞争的企业之后，蒙德和他的主要合伙人约翰·布隆内尔一起，把他们的工厂扩大为“布隆内尔蒙德公司”。当时拥有名义资产60万英镑，短短几年之后，布隆内尔蒙德公司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生产碱的化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