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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创办学衡（第1页）

第八章创办《学衡》

1922年1月1日，《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吴宓出任总编。杂志宗旨很明确，就是要“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杂志是文史哲综合性刊物，栏目有：通论、述学、文苑、杂缀、书评、附录、插图等。

《学衡》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靠，东南大学并没有给它提供经费，虽然办刊艰难，但保证了它的独立性。因为经费的原因，当时《学衡》的作者是没有稿费的，就连办刊基本的印刷费用都是最初的骨干成员每人出的一百元基金费。

为了节省《学衡》的办刊经费，吴宓把自己在鼓楼的住处作为编辑部。《学衡》没办几期，杂志的大小事务基本上都是吴宓一手承担，而且后来连出刊的所有费用，也是靠他自己的工资垫付，或者找亲友募捐的。

缺少经费、以及缺乏朋友的理解，开始逐渐成为吴宓的困扰。梅光迪自第二年1月第13期开始，就不再为刊物撰稿，并对人说：“《学衡》内容愈来愈坏。我与此杂志早无关系矣！”

1926年11月、12月间，负责《学衡》杂志印刷的中华书局多次给吴宓去信，表示《学衡》五年来的销售量平均只有数百份，公司亏大了，不能再继续印刷了。

吴宓开始四处托人说情。他先找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请他问一下上海的泰东书局能不能把印刷《学衡》的事务接过去，得到的回复是无能为力。他又托人向梁启超求助。中华书局看在梁启超的面子，答应续办，不过附加有条件，主要是增加印刷费、减少每期杂志的页码、取消每期赠送的150册杂志、杂志内取消插画、纸版归中华书局。反正就一句话，要接着办也行，吴宓这边得多加钱，中华书局这边得减少投入。后来终于商量妥当了，杂志改为双月刊，每月多加印刷费100月。

在吴宓心目中，《学衡》不是几个休闲文人办的无聊杂志，而是代表着天下中国之公器，是理想中最完美高尚的杂志，所以他就是强力支撑，也要把杂志坚持办下去。他在日记中写道：“《学衡》为我之事业，人知我以《学衡》。故当冒万难而竭死力，继续办理，不使停刊。”

因为办《学衡》，东南大学的一些激进教授对副校长刘伯明支持《学衡》的态度开始表示不满，认为这是逆时代潮流的。1923年11月24日，刘伯明病逝，吴宓等人的处境更加尴尬。1924年，春夏之交，西洋文学系被合并回英文系，吴宓表态说自己当初就是冲着西洋文学系来东南大学的，如今西洋文学系不复存在，自己也没有在东南大学呆下去的必要。恰好这个期间，东北大学向吴宓伸出了橄榄枝。于是，吴宓决定去东北大学任外国文学系教授。

也正是因为吴宓到了东北大学，解决办刊经费问题，《学衡》才能坚持办下来。教学安定下来以后，吴宓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衡》的编辑工作，但中华书局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几次表示要终止出版《学衡》。后来再得到吴宓承诺不会让出版社吃苦，该有的经济补偿一分也不会少后，中华书局才同意继续出版。

东北大学文法科学长汪兆璠把吴宓介绍给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会秘书、辽宁省政府秘书长金毓黻，金氏后来曾出资帮助《学衡》渡过了难关。吴宓来到了东北大学之后，不仅解决了经费问题，还解决了宣传的问题。像《东北文化月报》这些本土刊物就极为推崇《学衡》，《东北文化月报》主编杨成能不仅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过多篇《学衡》的文章，甚至还加入了学衡社，和吴宓等人做思想交流和碰撞，不同的办刊思路促进了《学衡》的良性发展。

吴宓在东北大学生活惬意，感觉舒服。学校校风好、学校的校园环境也好，当时的东北大学校舍位于始建于1905年的奉天师范学堂旧址，校园北侧有一座明代古寺，名为慈恩寺，占地约12000多平方米，至今依然是沈阳市最大的佛教寺院。南望五里河，北邻慈恩寺，他一度认为这里是实现个人栖居生活理想的不错之选。况且在东北大学期间，吴宓还受邀到大连、旅顺等地演讲、参观，颇受礼遇和尊崇。

只是安逸的生活不是吴宓的首选，在东北大学上了一学期的课后，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约，回到北京。此时的吴宓心中尚且有些忐忑，害怕回到北京会遭到胡适等人的排挤。

其实早在1923年12月1日，胡适与吴宓等人就有了当面交锋的机会。那天是胡梦华的大喜之日，小伙子结婚，请来胡适做证婚人。胡梦华是东南大学的学生，请梅光迪作了男方的介绍人。因此作为东南大学教授的吴宓等人也在受邀之列。这场婚礼，成了双方竞技的舞台。胡梦华后来描述当时的情景时说：胡适展开文学进化论的观点，梅光迪、吴宓提出希腊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借以表明当时红遍中国学术界的杜威、罗素未必青出于蓝，更不能说是后来者居上。胡适陷入重围。

吴宓到京后，与胡适见面的机会并不多。见面时都很客气。1929年的一次宴会上，胡适与吴宓同桌，也不知是真敬佩，还是假客套，胡适对吴宓说想购买一整套《学衡》，让吴宓寄到他在上海的住处，他还邀请吴宓参加即将主持的翻译英国名著一百种。这样的见面，多半是偶尔碰见，在吴宓知道胡适也会参加的社交聚会，他就谢绝参加。

吴宓到清华大学任教，《学衡》的作者群也进一步扩大。清华研究院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都因为吴宓的关系，成为了《学衡》的作者。不仅是名教授，一些清华学生也成长起来，成为作者队伍中的新鲜血液。

编办《学衡》，越到后期越难。一方面是吴宓在苦力支撑，一方面是好友们并不理解他的苦处。吴宓曾给陈寅恪讲，哥，办这个《学衡》太难了，出版商又要加钱。陈寅恪就说，不办就不办了呀，《学衡》对社会又没有多大影响，不如停办。

更让他受不了的，是《学衡》另一位创办人胡先骕的话，胡先骕认为《学衡》缺点太多，名已玷污，今后要是继续办杂志，就改个新名字。

吴宓一肚子委屈只能在日记里发泄，他抱怨说：“你们都说我在把持杂志，那你们来啊，你们来替我解决办刊中的麻烦啊，寄稿子给我，帮杂志垫款啊，你们非但不做这些有利于办刊的事，还因为沾染上了《学衡》唯恐避之不及，太让我难过了……”

《学衡》杂志从1922年创刊到1933年停刊，持续了十年之久，共出刊79期，耗费了吴宓大量的心血。《学衡》是作为反新文化运动阵地的姿态出现的，出现得很不是时候，时机注定了它多舛的命运。那个时候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学运动已成气候，北洋政府以文件的形式将白话文送进初等教育的课堂，胡适也说得很直白：“《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可贵的是，吴宓他们依然坚持办《学衡》，他们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儒家文化的紧要时刻，按捺不住自己的关怀，大力呼喊出自己的信念，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可与日月争光的价值。即使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吴宓在激进革命氛围的包围下仍然固执地宣称：“《学衡》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吴宓所言不虚，当50年后宣扬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便会深深理解《学衡》杂志的价值。

吴宓编办《学衡》杂志一路坎坷一路歌，不是很顺利。但他在清华国学院，却迎来了他事业的巅峰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