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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悲喜国学院（第1页）

第九章悲喜国学院

1925年2月，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吴宓回到北京，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聘他为清华教授，具体负责筹集中的清华研究院。

话说这清华研究院筹建主任人选，最初曹云祥想到的是胡适。胡适当时风头正健，文化人张口闭口总以“我的朋友胡适之”行走江湖，感觉这样倍儿有面子。可是胡适推辞了。胡适虽然没有去清华研究院，但他策划了清华研究院的管理方式，那就是中西合璧。具体来说，是采用宋、元书院式的导师制，加欧美大学研究生院的自由研究方式。

在吴宓到清华入职时，他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提出，作为筹备主任有全权负责研究院工作的权利，曹云祥表示同意。吴宓由此开始他在清华研究院的行政工作。他之前没有做过，但不影响他想把这事做好。

吴宓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王国维和梁启超。胡适晚年曾这样回忆他和王国维的初次见面：“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想来吴宓见王国维，对他的长相估计也不敢恭维，但他很清楚，王国维被溥仪尊为老师，文人的自尊深深刻在他骨子里。一见面，吴宓就驱前两步，恭恭敬敬向王国维行三鞠躬礼。王国维一直为此感动不已，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共事后，更将吴宓引为知己。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湖自尽，他临终前在遗嘱中说，他的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处理。这足以证明对陈寅恪和吴宓的极大信任。

吴宓去拜会梁启超时，拿着陈寅恪的文章向他详细介绍了陈寅恪。梁启超对陈寅恪的文章很是赞赏，同意和吴宓联名向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到清华研究院当导师。

陈寅恪的经历很特别，他13岁就留学海外，足迹遍布日本和欧美，可是却一个学位也没要。他既有旧学家传，又懂30多门外语，学贯中西。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说吴宓一再向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曹校长拿不到主意，就去问梁启超：“任公先生，这陈寅恪是哪国博士？”

梁启超回答：“哪国都不是。”

曹校长又问：“他的重要著述不知有哪些？”

梁启超回答：“也没有什么著述。”

曹校长很奇怪：“这一不是博士，二没有著述，这样的人到研究院当导师合适吗？”

梁启超回答：“我也没有博士文凭，我的著述倒是很多，但我这些著述加起来，都比不上陈寅恪那几百字的笔记。”

梁启超的这些话当然是自谦之说，不过曹校长也明白，连梁启超都如此尊敬陈寅恪，此人必不可小看。于是曹校长找到吴宓，表示同意陈寅恪到研究院当导师。

可惜的是，陈寅恪到清华任职时，吴宓已经不是研究院的主任了。原因是干政务工作，和教书做学问比起来，千头万绪、人事复杂，和校方产生矛盾又不善于处理，几头吃力不讨好，让吴宓苦不堪言，所以最终决定辞职。

清华研究院先成立了国学科，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都在国学科任教，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科又有人简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

吴宓到清华研究院的目的很明确，振兴国学，培养立足传统思想改造中国的人才。研究院要培养的目标也有两项，其一是专门研究高深学术，其二是为各种学校培养国学教师，这可以说是吴宓的办学理想。但是清华学校教务长张彭春不这么看。张彭春主张研究院只研究高深学术，不讲授普通国学。也许他甚至认为吴宓在借研究院兼办普通国学，其实只是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校务会议还专门讨论了两人的这一分歧，结果吴宓提交的研究生院提案被否决，当时吴宓的脸就涨得通红。

第二天，他就写了封辞呈，主任是不想再干了，让我当名教授就好。于公，虽然让我干这个主任，但是“研究院宗旨未定，计划难行”，其实还是说的提案那事，当初研究院的章程说好了的，要教授普通国学，现在又要否定这项，办学宗旨老变，我干不了。于私，这主任工作“不过侍应教授，编写文牍，虽非傀儡，俨同机械”，什么意思？这主任工作行政事务太多，干的还是侍候人的工作，我干够了。

这辞呈写好后，吴宓没有第一时间上交。他觉得里面有些话可能会引起校长的误解。等等再说。这一等就又等出来一件大事。他还没辞职，教务长张彭春辞职了。

原来清华大学正在推行改良计划，要教授治校，不要官僚政客治校。张彭春被学校内的保守势力攻击，辞职了。教务长辞职本也不是大事，问题是部分学生借此闹事，要驱逐校长曹云祥，这也为后来曹云祥的辞职埋下了伏笔。

等这波风潮平息后，学校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决议改组行政系统，精简机构，实行教授治校。会议当场选定了包括吴宓在内的六人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学校的组织大纲。在学校公布了校《组织大纲》之后，研究院的学生惊讶的发现研究院将被取消，只在各系设研究教授及研究生。研究院的学生觉得吴宓没能维护研究院的利益，要求他辞职。

吴宓写了辞呈。在这次辞呈中，他其实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辞职，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为研究院的事业着想。针对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和上次草拟的辞呈表达的意思一致，尤其着重提到“又思讲明国学，可以造就正直高明之士，转移风俗，培养民德”。他念念不忘的还是要进行国学教育。大学要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教育要承担移风易俗的功能。回答第二个问题，他就显得很无奈了，他说研究院的事业及工作，不但要维持现状，还应该极力扩张，而研究院的行政机关却难当大任，他个人对学生的责难也认为是误会。

辞呈递给了校长曹云祥，曹校长回了封信表示慰问和挽留。不过吴宓觉得回信不够诚恳，还是要辞职。曹校长看吴宓态度这么坚决，最终也没再挽留。对于继任研究院主任的人选，没有按照吴宓的想法，从研究院教授中选一位来担任，而是由曹校长自己兼理，估计曹校长的想法是反正研究院快被取消了，没必要再新找一位主任。

离开研究院以后，吴宓去了清华西洋文学系。本来他只是想当一名普通教授，不想再掉入政务的泥沼中，可是事情就有这么凑巧，西文系的主任王文显要去英国休假，经过西文系全体教授、讲师开会，选举吴宓代理一年的西文系主任。吴宓参考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办系总则及课程设置，提出把学生培养成为“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的教学方针，又一次把西文系带上了一个新高峰。

事业上，吴宓虽然遇到挫折，甚至因为王国维的投湖让他感受到悲痛，不过不论怎么褒奖都不过分的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学术史乃至思想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尽管研究院仅办了四年，但这四年间培养的七十余名毕业生后来几乎都成为国内相关领域的一流专家。由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与陈寅恪组成了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其阵容更可以堪称空前绝后。著名画家陈丹青为庆祝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画了一副《清华国学院》的油画，画面从左到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吴宓身着黄灰色的长袍，背负双手，面露孩子气的微笑站在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