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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恩怨大公报（第1页）

第十章恩怨《大公报》

吴宓办的《学衡》杂志很有名。《学衡》的刊物宗旨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刊物名称中的“衡”字作为中国古代的计量器具，有衡量的含义；“学”字代指国学。虽然宗旨如此，但实际上《学衡》杂志的成员运用文言写作的水平高低不一。鲁迅曾抓住《学衡》杂志的这一致命弱点，在《估学衡》一文中，历数《学衡》第一期中《浙江采集植物游记》等5篇文章的词不达意、胡乱用典、逻辑混乱等语病，申明自己只佩服《学衡》众人有将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的勇气。鉴于鲁迅后来的影响，作为《学衡》主编的吴宓后来的日子更痛苦了。

除了办《学衡》杂志之外，1928年开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职的吴宓，有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就是主编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文学副刊》同样是一个宣扬文学古典主义主张的阵地，同样遭到了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的批评，因此也同样让他感受到当《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的艰难。这种高压的工作状态，也造成了吴宓的神经过敏。

在第10期《大公报·文学副刊》出版后，吴宓发现《胡适评注词选》一条，竟然排为4号字，字体显眼。吴宓觉得这些字似乎都在嘲笑他想彰显传统文化的落魄，而在为新文化运动鼓掌。他想当然的认为这是报馆想借胡适这样名流的身份，有意“献媚于胡适”。他不禁又羞愧又愤怒，当即给《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去信，想知道报馆的真实意图，当然他的语气显得孩子气十足——《大公报》要是想和胡适这些人拉拉扯扯，我就不陪你们玩了。他的原话是，“宓即请辞职”。好在事情完全不是他想的那样，张季鸾回信，并附上了原稿，不是报社故意加大字体，而是吴宓自己当时用红笔标明：《胡适评注词选》排4号字。虽然很尴尬，好歹事情弄清楚了。只是不知道张季鸾从此会怎么看待吴宓。

吴宓和张季鸾很早就是朋友。他们都曾在三元宏道学堂读过书，属于校友。吴宓办《学衡》杂志，经费紧张，有一次多亏张季鸾帮吴宓向名人要钱，这才渡过难关。

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了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张季鸾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想走一条自由的报刊论政道路。

吴宓与张季鸾接触最密切的时候，就从《大公报》开始的。《大公报》取得了成功，让吴宓觉得心生向往。当时《学衡》杂志在文坛上像个失意的文人，也没多少人搭理。吴宓就想借《大公报》的声望，传递自己的文学思想，而张季鸾当时刚接手《大公报》，他也想有番作为。吴宓表达了想协助张季鸾编副刊的愿望，觉得要是把张季鸾的政治优势和自己的文学特长结合起来，强强联合，大事可成。就这样，1927年底《大公报·文学副刊》诞生了，吴宓被聘为副刊主编。

吴宓要在清华上课，要办《学衡》杂志，现在又要管《文学副刊》，分身乏术，于是他请了三人担任助理编辑，讲好三人每人每月40元编辑费。《大公报》每月给吴宓150元编辑费，属于包干性质，吴宓向他人约稿的这些费用都包括在内。

1927年12月23日，《大公报》刊登了要增设一版《文学副刊》的预告。预告表示，从1928年1月2日起，每逢星期一，增出一版《文学副刊》。能上版面文字大约有三类，一类是对中外新出版的书籍择优介绍批评；一类是评论文学思想问题；一类是刊发短小精干的诗文、小说、笔记等。

1928年，吴宓34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手中一手有《学衡》杂志，一手有《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话语权，意气风发挥斥方遒。陈寅恪也表示“机不可失”，并愿意尽力给予帮助。

当时的期刊大都被**的通俗文学所占据，现在新出了《大公报·文学副刊》，新文学派和学衡派的学者们都觉得是好事。张季鸾与吴宓的合作也达到了预期的成功。

但和《学衡》杂志的失败一样，吴宓的办报思想最终也和《大公报》发生了分歧。有吴宓在，新文学派作家的作品很难上《文学副刊》，直接撤掉吴宓，颜面不大好看，所以终止和吴宓的合作成了必须办的事情，因此《大公报》宣布停掉副刊。

接替吴宓办副刊的是沈从文。沈从文有办刊经验，1928年他在上海时，他和胡也频、丁玲合办《红黑》杂志，而且他联系着一大批当时成名的青年作家，不缺稿源。

1933年9月23日，改名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版面亮相。刊发的作品有周作人的小品文、林徽因的小说、卞之琳的诗歌、杨振声的杂文，以及沈从文的散文，文章全部使用白话文，全部采用新式标点，颇具时代气息。

沈从文手里的《大公报》副刊，比吴宓主编时要成功得多。作为新文学的阵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手的作用，文坛新星层出不穷。因为沈从文的一篇文章，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讨论一时成为当时文坛最热门的话题，就连鲁迅也写了《“京派”与“海派”》参与进来。后来，沈从文还主持了《大公报》的文艺评奖活动，使得曹禺、李健吾、何其芳等人的创作受到鼓励，活跃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坛。

沈从文办《大公报·文艺副刊》，办得风风火火。吴宓也没有酸溜溜说他办得不好。他们的矛盾来自于一个女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毛彦文。

沈从文和毛彦文是姻亲关系，就是说，本来两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后来毛彦文嫁给了前民国总理熊希龄，这熊希龄是沈从文的七姨夫，按照辈分，沈从文得叫毛彦文叫“七姨妈”。

1922年，沈从文离开湖南乡下当起了“北漂”。在北京生活困顿的沈从文，并没有得到熊希龄的实际帮助。

全面抗战不久，熊希龄病世，吴宓以为可以和毛彦文重续情缘，不断给她写信表诉衷肠。这些信件后来都被沈从文转回，人家毛彦文看都没看。沈从文还给吴宓写了封信，劝他尊重毛彦文的意愿，不要再写信了，而且很明显，写也白写，毛彦文根本就不会看这些信。

本来这件事情很寻常，毛彦文不愿意和吴宓再有瓜葛，她身边的人帮她挡驾也没什么不对。但吴宓接受不了，他甚至迁怒于沈从文，以为就是沈从文误导了毛彦文，让她不再搭理自己。

有了这么一层过节在里面，再加上沈从文相当于是挤走了吴宓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位置。挤走位置还不说，沈从文把《大公报·文学副刊》办得风生水起，也从一个连吃穿都成问题的小文学青年，逐渐升任为北大教授，创造了一个传奇。吴宓觉得这沈从文就是上天派来和自己作对的，自己情感不顺，有他；自己事业不顺，也有他。

1946年11月，上天又给了吴宓一次办报纸副刊的机会。这时，吴宓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武汉日报》请他主编文学副刊。他自己也振奋精神试了一段时间，想和沈从文掰掰手腕，看谁更适合办副刊。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想清楚了：自己和沈从文的差距在于，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比不上沈从文。新文学派的青年作家已经渐渐成熟，而学衡派后继乏人，自己写不出来，又没有好稿源，完全不能和《大公报·文艺副刊》相提并论。一年后，因为资金的原因，吴宓黯然神伤离开了《武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