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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辗转执教

早在1940年，吴宓就想离开西南联大，到已迁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执教。吴宓当时在西南联大，说爱情，爱情没发展；说事业，事业没进步。他在浙江大学的朋友就写信怂恿他离开西南联大，朋友说：“老吴啊，你看你现在混得咋样你心里没个数吗？到浙江大学来吧，我们正好要办个《思想与时代》的刊物，说不定这就是你东山再起的机会。”

吴宓完全被他说动了心，唯一让他犹豫的是，一帮“学衡派”的旧相识此时就集中在浙江大学。“学衡派”的朋友竺可桢任校长，“学衡派”的主要人物梅光迪任文学院院长，还有张其昀、郭斌龢等六七人都在浙江大学。吴宓就怕这个，一会儿想我去了浙江大学，会不会和梅光迪关系处不好，以前我们在东南大学的时候就没少闹别扭；一会儿又想到其他朋友劝他的话，这些朋友说浙江大学现在矛盾很多，可是因为利益纠葛分成了两派，你是帮文学院，还是帮理学院？

思想出了问题，行动就耽误了。吴宓后来还是打消了去浙江大学的念头，暂时还是留在了西南联大。

转眼到了1944年的秋冬，吴宓离开西南联大的清华外语系，去了成都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1919年在北平建校，抗战爆发时，北方名校南下内迁，燕京大学搬到了成都。而吴宓之所以选择燕京大学，是因为好友陈寅恪在那里。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1943年，陈寅恪一家从香港逃出，辗转来到成都，应聘于燕京大学。1944年，陈寅恪双目失明，在学校对面的存仁医院住院，学生自发轮流看护，男生值夜班，女生值白班。本来对教会学校心存偏见的陈寅恪对校长梅贻宝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晚年梅贻宝回忆，这一评语是对他办学的最高褒奖。

陈寅恪失明后，吴宓经常去照顾他，并常常留些钱供他用作治疗费用。但是，陈寅恪知道，吴宓的家庭负担也比较重，每个月还要资助远在上海的前妻和三个孩子，所以经常将吴宓留下来的钱又原封不动退了回去。

在燕京大学，吴宓所授课目为《世界文学史大纲》与《文学与人生》。稍后他在四川大学上课，教授的课目是《文学批评》与《中西比较文学》。吴宓曾记述对成都燕大的印象：学生共四百人，三分之二为北平、天津来的学生，说北京话，脆生生的，好听。学校占地不大，不过干干净净，地上看不到微尘；学生热心听讲，且整洁而有礼貌。吴宓感叹说，我特别喜欢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融洽，男女同学之间自然交往，其他学校都比不上这里。

其实并不是一切都那么美好，毕竟是在战时。有学生回忆燕大的生活时说，那时停电是家常便饭，没有肥皂就用皂荚洗衣服，因为玻璃昂贵，男生宿舍只有窗框，连窗纸也没有，“风雨无阻”。大米质量差，吃饭泥沙俱下，不过大家的精神状态很好，对空袭警报和空中盘旋的日本飞机逐渐习以为常，谈笑依旧。

所幸侵略者的飞机在我们国土投炸弹的经历即将过去，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了胜利，中国国内一片欢腾。

当时的成都是怎样的情景呢？数十万市民涌上街头，马路上挤满了自发游行的市民，载歌载舞，阻断了交通。晚上，成都市民耍龙灯、狮灯沿街游行庆祝，人们云集华西坝的济南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等各内迁大学，游行结束还在各个大学放映电影。

和这种热闹相对应的是吴宓略显平静的心情。在抗战胜利的当天，吴宓并未写下喜悦的文字，而是修订了上个月他写的两首诗，前一首是抒发寄寓惆怅，后一首是描写锦城繁华，这多少表明了他想收拾行李离开成都的心情。

抗战胜利了，当初因躲避战火迁往西南的各大学校准备迁回本地。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几天，吴宓收到西南联大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信，他希望吴宓回清华执教。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将结束它的历史使命，清华大学会在北京复校。吴宓本来是想回清华的，他甚至请冯友兰告诉外文系的主任，请他安排自己下学期的课程。但是时隔一个月，吴宓又不想去北京了。因为他刚听说了一个消息，教育部要扩充北京大学，统辖在北京的各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不是他人，正是胡适。

对待胡适，吴宓的感情复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志得意满，让吴宓抱有敌意和嫉妒，他甚至都不想再去看到这个名字了，更何况还有到北京接受他的领导。

况且当时也有很多高校向他抛出橄榄枝，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山西大学、浙江大学，尤其是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对聘请吴宓尤为恳切。住处给他安排好了，聘书也给他准备好了，还送到他手上，给他的职位是外文系专任教授，给他的薪金是全校最高的五百六十元。华西协合大学与燕京大学一样是教会大学，西方人势力很强，他要进去其实并不容易。

思来想后，吴宓决定接受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的邀请，到武汉大学执教。到任后，吴宓才发现自己这个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无足轻重，首先是没有话语权，话语权掌握在校长、教务长和各院院长手里，其次是没有待遇，什么配备办公助教或秘书，想都别想，也没有办公费，连系主任办公用的信纸、信封、笔墨、浆糊、邮票之类都没有，吴宓顿时觉得受到了怠慢。

在武汉大学的三年，他部聘教授的名声依旧响亮，很多高校都以能请吴宓教授讲课为荣。在武汉期间，除了执教武汉大学之外，他还兼任华中大学国文系教授、湖北师范学院外文系教授。1948年4月，吴宓回家省亲途径西安，被西北大学挽留讲学二周。5到6月间，他又应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力的邀请，赴广州中山大学讲学五周。在中山大学讲学后，中山大学校长陈可忠聘请吴宓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吴宓选择综合症又犯了，没有应聘。后来他举荐陈寅恪为中山大学教授。

清华大学一直希望吴宓回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外文系主任陈福田都源源不断给他去电报，可他最终也因为要么心情不对，要么时机不凑巧，都无法成行。

1948年冬，北平战事吃紧，吴宓也不再有回清华大学的打算了。往后的余生里，他也一直在为没能回到清华而后悔，不过如果上天让他当初再选择一次，估计他还是难以抉择，这就是吴宓的性格，纠结不定。

1948年4月，四川重庆相辉学院院长许逢熙来信，请他去任教。4月底，人民解放军进驻武汉三镇前，吴宓飞到了重庆，他这一举动也让他后来陷入说不清楚的麻烦。

1952年，吴宓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的文章，道出了他决心离开武汉的真实原因。他的目的是到成都王恩洋主持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学，然后再慢慢得出家为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