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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西南师院（第1页）

第十八章西南师院

在武汉解放前，吴宓飞到了重庆，原本他是想从重庆再去成都出家当和尚去的。但到了重庆之后，因交通困难，去不了成都，只能继续呆在重庆。吴宓想他要先研修佛教，等时机成熟就出家为僧。

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他才去了相辉文学院和勉仁文学院任教，那里以讲儒学为主，讲佛学为辅。

初到相辉文学院、勉仁文学院这些私立高校时，吴宓是有些看不上眼的。相辉文学院有些学生夜夜在校外的茶馆赌博，输赢多达1000银元，却不肯交纳35银元一学期的学费。更可气的是，这些学生还说什么该把教授的薪金减低，这样他们的学费就可以减少了。吴宓想，在相辉文学院呆久了，以后还不定会出什么幺蛾子，所提心中开始打着主意随时准备离开。

但呆久了之后，吴宓才发现相辉文学院的师生中居然还藏龙卧虎。老师中熊十力、罗庸、孙伏园等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学生中后来也有很知名的，比如“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但遗憾的是，相辉文学院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结束了。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搬除，街上敲锣打鼓，鞭炮长鸣。

1950年4月，重庆相辉文学院、勉仁文学院相继被撤销、合并之后，吴宓被调到在重庆磁器口新成立的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初期的西南师范学院，是由四川教育学院和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而成。1951—1952年间又将重庆大学、四川大学等七所院校有关学科合并进来，校址迁往北碚。

经过一番岁月的洗礼，吴宓过去的学生发现老先生与先前不同了，人老了，瘦了，服装也变了。以前在西南联大，他还穿西装，脸上的络腮胡子刮得光光的，现在穿的是宽大的长衫，秃顶的范围扩大了，胡须也刮得没有以前那么光了，仍然拿着手杖，过去是提而不拄，现在是拄地而行了。

吴宓课上得多，经验足，语言朴实，有时也诙谐。西南师院刚从磁器口搬到北碚，教室、宿舍都在调整中，有一次，他去体育科一间临时教室给学生上课，从教室的后门进去了。后门有同学机灵，喊了一声“起立”的口令，同学们知道老师来了，都齐刷刷站起来。当时的教室里课桌还很整齐，只是课凳是长短不一的长凳。吴宓腾出一只手，把长衫的下摆向上提起，跨过过道上的长凳，到了讲台。待他喘过气来后开口道：“这里真是体育科，第一节课就叫我五十米跨栏！”然后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大书“吴宓”二字，说：“我就是吴宓。”接着道：“学问我是有的，一些观点可能不正确，你们可以再批评！”

吴宓上课喜欢带一黑色的旧皮包，包里好像也不装课本、讲稿，只装照片。讲埃及文学中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一沓照片摸了出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翩翩青年正在金字塔下沉思；讲到歌德时，还是那位翩翩青年正坐在歌德故居工作室的圈椅上……

有位女生胆子大，问：“吴先生，照片中的那个青年是您吗？”

吴宓微笑：“你看像不像？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还是蛮帅的，又浪漫，我穿着睡袍踏着拖鞋漫游在纽约的大街小巷……”学生没见过这样讲课的方式，教授还这么凡尔赛，可大家不反感，还盼着下节课早点到来。

上了一段时间，他问学生怎么记笔记，学生说您是大师，您的话，我们都得记。吴宓说，那不对，光低头记笔记了，你们哪有时间思考？你们看黑板上我的板书，只记黑板上的这些字，不要多记。

那几年，不仅学生上他的课身心愉悦，他自己也过得比较愉快。他是四川省政协委员，学校每逢召开教职工大会，学校领导都要请吴宓到主席团就座。为了改善吴宓的生活居住环境，学校还特别拨款，要给他修一所庭院式平房小院，当然后来因为政治运动，他也没能住进去。

他长期住的地方有两间屋子，外面他住，里面住了一位照顾他的勤杂工。他住的屋子陈设很简单，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柜和一把藤椅。

吴宓对物质生活看得很淡。1956年全国调整工资，西南师院成立的评薪委员会最初给他定的是一级，他给学校党委书记写信，主动要求评三级，理由是他的老朋友老同事，人品、学问都比他好，也没能评上二级。即使是这样，学校党委书记最终还是给了他一个二级。但他其实是需要钱的，那时的吴宓不但保持着给前妻寄钱的习惯，还经常救济好友吴芳吉的妻儿。当年吴宓和吴芳吉一起在清华大学闹学潮，关键时刻，吴宓等官家子弟私通校方，被校方以不开除为由收买，结果只开除了吴芳吉一个人，对此，吴宓抱愧终生。出于愧疚和友谊，所以他长期救济吴芳吉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过节时，他还供上吴芳吉遗像，摆上祭品，寄托哀思。

除了定期的救济和资助外，吴宓在保姆费上也给得特别高。有学生向他借钱，他也有求必应。他在清华教书时，杨绛就说吴宓老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没变。

西南师院每月10号发工资，吴宓事先把向他借钱、据他了解生活困难的人列了个名单，10号以后按照名单先按照20元、30元不等预备着，远道的就由他亲自邮汇。

有关心他的同事私下劝他，不用这样做，这样把钱借出去又收不回来，自己的日子还过得紧巴巴的。

吴宓就说：“我一个人拿着二级工资270元，这些钱存起来怎么就知道它不是个祸害？把多余的钱分给暂时有困难的人，也算替国家社会分忧，个人平安无事。岂不是皆大欢喜？”听闻这段话的人，无不佩服吴宓的思想境界。

《红楼梦》有一幅对联，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很多人读过，没有细想，只有吴宓这样的人不仅想了，还真去践行这句话。

书籍是吴宓一生的挚爱。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他就养成了购书、藏书的习惯，回国后他将工资预留部分，专门用于购书。

1955年12月，吴宓主动提出将自己在北京的大部分藏书捐赠给西南师范学院。这些书当时都由他的前妻陈心一代为保管的。1956年3月，吴宓的这五箱藏书从北京抵达重庆，吴宓从学校总务处将寄书分次领回。自接到书起，吴宓就开始一边整理书籍，一边逐批将藏书交给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在此期间，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负责编辑书目和点收，并加盖“吴宓藏书”印章。

捐赠的这些书绝大部分为西文图书，包括有《安德诺全集》《德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等。这些书一部分为吴宓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游学欧洲这两个时段集中访求所得，一部分是在他任职各个大学期间陆续得到。

在将藏书捐给图书馆前，吴宓亲自为其中部分图书撰写了题跋。题跋均用中文，毛笔书写，包括题名汉译、作者简介、内容提要、参阅书目等。

按照吴宓在日记中的记述，他将这些藏书捐给学校图书馆并加以题跋，可以帮助学生成长，这符合他一生教书育人的信念。

除了绝大部分西文藏书捐出，那么吴宓自己还保存了哪些书呢？从他日记中可知，吴宓至少还藏有《晓珠词》《十力论学语辑略》《吴梅村诗集》《尊闻录》《右任诗存笺》等中文书，及少许“精要名贵之西书”。

书籍作为他一生的朋友，还将继续陪伴着他。而即将步入花甲的吴宓也将迎来一段黄昏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