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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侦查（第1页）

书房内，烛火将我的身影与桌上那份不断增厚、涂改得密密麻麻的“随笔”融为一体。方才与沈眉庄、剪秋关于“票号”与“洗钱”的一番谈话，如同投入心湖的最后一块石子，激起的涟漪彻底廓清了我连日来的某些模糊思虑。我在“关于整饬吏治、强化监察之粗浅构想”的标题下，郑重地添上了新的一章，墨迹未干的小标题是：“其五：防杜奸蠹，尤须留意新兴商贸金融之弊，如票号汇兑等或为贪墨洗钱之新途”。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我试图将那些零散的忧患转化为稍具条理的文字：“……地方贪墨，其术日诡。非止于强征暴敛、受贿鬻狱。或假手票号钱庄，以汇兑、存储、放贷之名，行转移、隐匿、漂白赃款之实。账目往来，看似合规；资金流转，踪迹难寻。寻常刑名查账，或难窥其奥；非有专精钱谷、通晓商道之人，辅以特别授权与稽查手段，恐难洞穿……可虑者，此类行径，非但销蚀赃证，更使非法所得得以孳息增值，反哺贪腐网络，为祸尤烈……未来专项监察之设，除风宪之责，或需增设‘经济稽察’之目，专司此类新型、隐蔽之贪渎情事……”

写着写着，一个更具体、更具现代感的词汇跃入脑海——“经侦”。虽然这个时代绝无此称，但其内涵——针对利用经济手段、金融工具进行的犯罪活动进行专业调查——却正是我所担忧和试图应对的。或许，回到北京后，我该找个机会，去雍正新近开办的审计学堂看看？那里正在培养未来的查账能手、审计干才，是否有可能在他们的课程中，增加对票号、钱庄账目特点、常见舞弊手法以及资金追踪技巧的教学？甚至，未来若真能设立那个构想中的“廉政公署”式机构，其中“经侦”这一块的专业人才，或许就可以从审计学堂的优秀毕业生中选拔、培养？

思路渐渐清晰，那份关于独立反腐机构的构想，因增加了“经济稽查项目”而显得更加丰满，也更具现实针对性。腐败在进化，反腐的武器库也必须更新。

就在这时，弘历轻快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他脸上带着处理完一桩棘手事务后的松快，手里拿着几份刚刚整理好的卷宗，走进书房。

“皇额娘，”弘历将卷宗放在桌角，语气轻松了些，“那个最缠人、牵连也最广的煤窑弊案，总算是理清了。该退还的窑权契约已经发还原主，该补偿窑工的工钱、抚恤也核计完毕，只等从查抄款中拨付。王振邦那小舅子这些年靠着煤窑吸的血，账目上算是有了个明白。这大概是王振邦留下的烂摊子里，最棘手的一件了。”

我欣慰地点点头：“辛苦你了。能把这最难啃的骨头啃下来，后面的琐碎，便按部就班即可。”目光无意间扫过桌上刚刚写就的关于“票号”、“经侦”的段落。

弘历顺着我的目光也看到了那些文字，他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凑近了些，低声道：“皇额娘，您写这个……是听到剪秋姑姑和惠娘娘她们午后的那番感慨了吧？关于票号洗钱的事。”

“是啊，”我放下笔，揉了揉手腕，“你惠娘娘提起了她父亲沈大人经手的一桩旧案，康熙年间，有贪官便是利用票号，将巨额赃款洗白转移，当时审计手段有限，未能尽数查实，沈大人一直引为憾事。剪秋也是由此联想，说那王振邦若煤窑收入再丰足些，难保不会动票号的念头。我听着，觉得这绝非杞人忧天。腐败之道，亦在‘与时俱进’啊。”

弘历听罢，却并无太多惊讶之色，反而露出了一个“果然如此”的表情，他转身从刚才带来的那叠卷宗中，抽出了几封被单独放置、以火漆封口的信件，递到我面前。

“皇额娘，惠娘娘和剪秋姑姑的担忧，恐怕并非只是‘感慨’或‘联想’。”弘历的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丝冷意，“儿子在清理王振邦书房密匣时，除了找到那些与刘茂才等本地豪绅往来的罪证，还发现了这个。”

我接过那几封信。信封颇为考究，用的是上好的洒金笺，封口火漆的印记并非本地常见式样。我小心拆开一封，抽出信纸。字迹是工整的行楷，内容乍看是寻常的商业问候与异地风物闲聊，但字里行间，却频繁提及“汇通”、“兑付便利”、“分号开设乃大势所趋”、“贵地物产丰饶，商机无限，尤以煤、粮为大宗，资金流转需求必旺”等语。落款是一个陌生的商号名称，但籍贯赫然写着“山西太原”。再看另外几封，时间集中在最近三四个月内，话题逐渐深入，开始具体探讨“于庆阳设分号之股本筹措、铺面选址及与地方官府交接照应等事宜”，甚至有一封的末尾，隐晦地提到“前次所托查验之本地‘信誉’与‘合作诚意’，经多方打探，王公处确有通融之可能，唯需……”，后面的话没有写全，似是心有顾忌。

“山西商人……票号分号……”我抬起头，看向弘历，心中已然明了。

弘历点了点头，证实了我的猜测：“儿子已让粘杆处的人，顺着这些信件的来路，暗中查访过了。写信的，是山西一家颇具规模的票号‘晋源通’的二掌柜。他们早有在西北拓展业务的计划，庆阳县因其连接陕甘、又有黄河水运之便，被列为备选地点之一。而王振邦，显然是他们需要打通的关键环节。”

他指着信中提到“王公处确有通融之可能”以及那些关于“股本”、“照应”的讨论，冷冷道：“从信件往来的脉络看，双方已从初步接触，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阶段。王振邦这边，恐怕是许以在县衙事务、税赋征收、甚至可能的官款存储等方面给予便利和照拂，以换取对方在庆阳设分号，并很可能在其中占有干股，或获得其他隐秘利益。他甚至可能已经在打算，将自己那些来路不正的钱，通过这家即将设立的票号分号，进行更安全、更隐蔽的处置。”

弘历最后说出的那句话，让书房内的空气骤然变得凝重：“据那‘晋源通’二掌柜在最近一封信中的说法，他们原计划在两个月后，便派得力人手前来庆阳，实地考察，并最终敲定分号开设事宜。也就是说——”他顿了顿，目光如炬，

“若非这次秦氏的侍女在路上拦驾鸣冤，我们又恰好路过，再过上半年，等那山西票号的分号在庆阳立稳脚跟，王振邦恐怕就真的要把手伸进票号里去了！到那时，他贪墨来的那些黑钱，洗起来可就方便多了，查起来，也必然难上加难！惠娘娘父亲当年的遗憾，差一点就要在庆阳重演！”

沉默。只有烛火偶尔爆开的轻微噼啪声。

我看着手中那几封看似寻常、实则暗藏玄机的商业信件，又看了看桌上刚刚写下的关于“经侦”、“票号稽查”的段落，最后将目光投向弘历那混合着后怕与决断的年轻脸庞。

这不是推测，不是联想，而是已经萌芽、只差一步就要破土而出的现实威胁！

王振邦的触角，比我们想象的伸得更远，他的“雄心”，也比我们预估的更大。他不仅满足于传统的贪墨勒索，已经开始尝试与金融资本勾结，试图构建一个更稳固、更隐蔽的利益输送与财富保值增值体系。若非机缘巧合，这颗毒瘤的根系将扎得更深，与更庞大的资本网络相连，清除起来将更加困难。

“好……好一个王振邦！”我几乎是从齿缝里挤出这句话，心中既有愤怒，更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真是死到临头，还不忘为自己的黑钱找条更‘稳妥’的后路！也亏得他这番‘未雨绸缪’，倒是给咱们提了一个醒！”

我将那几封信轻轻放回桌上，与那份写有“经侦”构想的随笔并排放在一起。两者并置，形成了无声却无比强烈的互证与警示。

“弘历，这些信件，连同我们之前的所有发现——砒霜来源、停尸房纵火、仵作灭口、煤窑霸占、乃至这套黄花梨茶几——全部整理归档，作为王振邦案罪证链的最终完善部分。”我吩咐道，语气不容置疑，“它们不仅证明了王振邦的罪行，更清晰地揭示了一种腐败升级、与金融资本勾结的危险苗头。这在未来的吏治整顿、反腐设计中，必须作为重点防范的情形之一。”

弘历郑重应下：“儿子明白。这些证据，连同皇额娘您的这些思考，”他指了指我的随笔，“或许比单纯惩办一个王振邦，对朝廷、对未来的意义更为重大。”

我微微颔首，心中那个关于独立反腐机构、关于增设“经侦”职能的构想，此刻已不再是飘忽的思绪，而是有了沉甸甸的现实依据和紧迫性。王振邦试图伸向票号的手，虽然被我们及时斩断，但它指向的那个更深、更暗的腐败黑洞，却必须被正视，被系统地纳入防范和打击的范畴。

回到北京后，审计学堂是非去不可了。而这份不断增厚的“随笔”，也将成为我与雍正、与胤祥、与朝中重臣商讨国是时，一份可能引发深远变革的“腹稿”。庆阳之行，始于一场偶然的冤情，却终于触及了帝国肌体深处，那随着时代变迁而悄然滋生的、新型的腐败毒瘤。这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而我们的应对，也绝不能止步于庆阳一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