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特尔合上笔记本,转过身看着我。手电的光从下往上照着她的脸,让她的五官看起来像是某种古老雕塑的拓印——冷峻的、苍白的、超越时间的。
“我需要知道塞缪尔·哈蒙德到底做了什么。”她说,“所有的细节。时间、地点、咒语、信物。这些东西应该都在这个房间里。我需要时间来找。”
“我们有多少时间?”
温特尔看了一眼手表。
“保安的换班窗口已经结束了。但我们不需要今晚就完成所有事情。今晚只需要把这些文件搬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慢慢地、系统地研究它们。”
“搬到什么地方?”
“图书馆档案室。”温特尔说,“没有人会去那里。我可以每天花几个小时来翻阅这些材料,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看着那一排排架子,看着那些堆叠的文件盒和羊皮纸卷轴。这至少是几百公斤的材料,靠我们两个人、一个晚上、在没有搬运工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搬完。
“温特尔。”我说。
她看着我。
“你先挑最重要的拿。”我说,“剩下的,我今晚搬。”
“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我走到最近的一个架子前,抱起一个文件盒掂了掂重量——大概三公斤。然后我走到另一个架子前,同时抱起了两个文件盒,一手一个。六公斤。我做了几次深蹲,感受了一下重量的分布。
“我最多一次能搬四十到五十公斤。”我说,“来回三到四趟,今晚可以把所有重要的文件都搬过去。你负责分类和整理,我负责搬运。”
温特尔看着我,黑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你的腰会受伤的。”
“不会。”我把一个文件盒叠在另一个上面,找了一个平衡点,“我的核心力量是全校最好的。啦啦队教练说的。”
温特尔没有再说话。她转过身,开始快速地在架子间移动,用手电照着标签,选出她认为最重要的文件——塞缪尔·哈蒙德的私人日记、献祭仪式的记录手稿、诅咒的原始资料。她把选中的文件堆在桌子旁边,我则负责把它们一趟一趟地搬到走廊对面的档案室里。
第一趟,我搬了四十五公斤。六个文件盒加三卷羊皮纸轴。
从地下密室到档案室的距离大概是一百五十米。其中有一段向上的楼梯,和一段需要侧身通过的窄走廊。四十五公斤的重量压在我的肩膀上,我能感觉到肌肉在运动服下绷紧,血液在加速流动,呼吸变得更深、更稳。
这不是我在健身房举的铁。这是三百年的秘密,是十七个人的遗言,是一个女孩找了六年的真相。
我在窄走廊里停下来,调整了一下文件盒的位置,让重心更靠近身体。然后我继续往前走。
第二趟,五十公斤。
第三趟,四十五公斤。
第四趟,我搬了六十公斤。温特尔在分类的时候,把最重的那几本皮革封面的厚书也放进了这一批。我把它们全部抱在怀里,感觉到自己的手臂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力量不够,而是因为乳酸开始堆积了。
但我没有停下来。
不是因为我不能停下来,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我从来没有这样用过我的身体。
过去十七年,我的身体是一台被精心维护的机器——用来跳舞,用来翻跟头,用来穿漂亮的裙子,用来在派对上站三个小时而不显得疲惫。它是“Sunshine”的外壳,是那个金发碧眼美国甜心的载体。
但此刻,我的身体在做一件真实的事。
它在搬运证据。它在搬运真相。它在搬运一个女孩六年的等待和一个父亲失踪的秘密。
每一块肌肉的酸痛,每一次呼吸的加深,每一滴从额角滑落的汗水——都在告诉我,我还活着,我不是一个被精心编排的木偶,我是一个可以自己选择做什么、为什么而做的人。
第五趟,是最后一趟。
我搬完最后一批文件,关上档案室的门,靠在走廊的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运动服的后背湿透了,贴在皮肤上,被走廊里的冷风一吹,激出一层鸡皮疙瘩。我的手臂在发抖,小腿的肌肉在突突地跳,手掌上被文件盒的边缘磨出了两道红印。
温特尔站在档案室的工作桌前,面前堆着小山一样的文件。她手里拿着那本塞缪尔·哈蒙德的日记,翻到中间的一页,读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