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基思和希特勒同在的景气年份
希特勒四处网罗贱民反叛者,组成了他的冲锋队。与此同时,基思也在搜寻那些迷失的幽灵,他们后来都成了他忠实的信徒。基思在他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回忆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中几乎尝试了所有的工作,但显然都失败了。他们甚至在想,如果进入了可口可乐公司,那还会再失去些什么。”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在员工方面几乎别无选择,因为实际上德国当时没有软饮料企业。不含酒精的饮料被认为是糖水,是给孩子们喝的,而不是给精力充沛的成年人饮用的。人们普遍相信,冷饮(啤酒除外)会导致胃疼。
基思决定改变人们的观念。他迫使自己和员工们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在凌晨2:00才睡觉,但在太阳升起前又要开始工作。基思的特许经销商们用自行车、手推车、三轮摩托车、老式雪佛兰卡车甚至还有步行的方式提供可口可乐。1934年,他在法兰克福兴建了一个瓶装厂,而仓库设在科隆和科布伦次。基思稳扎稳打,加拿大主管吉恩?凯利却很吝啬,直到基思将零售客户增加到了600多人,他才同意购买第二辆卡车。
凯利提供了非常多的购买点广告标志,同时,他也允许基思印刷数百万张名为“可口可乐是什么”的小传单,并派员工们在体育比赛现场和餐馆里散发这些传单。基思回忆说:“我们周末到餐馆去,把传单放在每一张桌子上。”当餐馆老板发疯似的把传单扔出去的时候,可口可乐人却顽固地把它们重新放回原处。许多人捡起这些折叠的传单时,都希望能看到其成分分析,可一看到上面只是简单地说可口可乐是一种提神的饮料时,他们都很生气,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可口可乐的名字,自然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为了鼓励分销人员,基思最初雇用了三个外勤人员,负责讲解和传授适当的销售技巧,并开设新的销售网点。这些辛劳的销售人员不得不费力地拖着一个巨大的、被戏称为“累赘箱”的公文包,包里有一层锡制的内层,装有10瓶可口可乐和冰块。早先的外勤人员,例如乔?尼普,打开市场的方式是:走进酒馆,不懈地取样实验,并提供冰镇饮料。酒馆老板们也许会说:“哦,真无聊!我以前喝过,但我不会再碰它了。”但是当他们尝过冰镇可口可乐以后,他们通常会大声叫喊说,冷镇以后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曾经有一个零售商相信可口可乐会让他赚钱,但由于超过半数的酒馆和餐馆都归当地酿酒厂所有,他们禁止销售其他饮料,因此,他常常不得不把可乐藏在冰柜里的啤酒下面。有时候,单是基思亲自到场,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出场10分钟就能够恐吓住大部分的啤酒酿造商。基思还请来了沃尔特?奥本霍夫律师。奥本霍夫1930年负责注册了可口可乐德国公司,他几乎每天都在处理业务。他通常能够做到庭外和解,并且结果一般都比较令人满意。由于基思的指导和鲍尔斯在销售方面连续不断的努力,可口可乐的销量在这10年里增长十分迅速。1934年,他们销售了24。3万箱。两年后,他们首次宣称销量突破了100万箱。到1939年,可口可乐人在德国国内差不多销售了450万箱可乐。
销量的显著增长应该归功于基思的努力。他自己承认,“我们与时俱进”。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冰箱在普通家庭中已经相当普遍,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也使汽车旅行变得十分便捷。1933年,在纳粹德国建立第一个集中营的时候,德国正处于相对繁荣的初始阶段。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收入已经翻了一番。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写道:“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德国就像一个巨大的蜂巢。”忙碌的工人们需要暂停下来恢复体力。基思说:“人们的要求比以前高得多。他们不得不更努力、更高效地工作。他们需要清醒而认真地操作技术设备。”
当然,这“技术设备”是大型军用机械的一部分,它们为人们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然而,失业率基本上没有下降。工人们和奴隶差不多,不但要遭受殴打,还要被更换工种。雇主成了小独裁者,或者是“企业的领导者”。尽管工人们的工资有意被调整到很低水平,但是很多工人都很开心,因为他们有了工作,还因为他们相信希特勒的宣传——日耳曼“民族”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夏伊勒写道,大多数工人不但没有怨恨粗暴的专制制度,反而被他们对祖国未来的新希望、新信心和令人惊讶的新信仰所深深感染。如此看来,马克斯?基思手下那些忠实的工人们特别勤奋地工作就不足为奇了。到1939年,有43家德国工厂在开展瓶装可口可乐业务,还有不止9个瓶装厂正在兴建中。600多名特许权获得者是独立的受让人,他们在四处分销着可口可乐,赚取的利润比大多数德国工人要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