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马德里热得不讲道理。
劳拉和卡洛斯在盛夏的午后抵达巴拉哈斯机场,拖着两个行李箱和一个塞满了FIA文件的登机包。赛季中期的夏休期只有短短两周,他们计划先在马德里待几天,然后飞米兰看她父亲和哥哥。
老赛恩斯在机场接他们。这位前拉力赛冠军穿着一件熨得一丝不苟的短袖衬衫,站在到达口外面的烈日下,看到儿子拖着行李箱走出来的时候只是点了点头,但看到劳拉跟在后面的时候,脸上那种被太阳晒出来的严肃线条忽然松动了一点。
“莫雷蒂家的小姑娘,”他用西班牙语说,语气像是在念一个很多年没提过但从来没忘记的名字,“你爸还好吗?”
“挺好的,腿不太方便,但精神很好。他跟我哥住在米兰。”
“米兰。你哥是做什么的?”
“建筑师。”
老赛恩斯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但他接过劳拉手里那个登机包的动作用了一种不太符合他性格的轻柔——不是对客人,是对一个很多年前他在街区圣诞聚会上见过的、膝盖摔破了也不哭的小女孩。
车开进马德里市区的时候,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在午后的热风里簌簌地响。卡洛斯坐在副驾驶,右手随意地搭在自己腿上,指尖无意识地敲着膝盖——那是他在想事情时的习惯动作。等红灯的间隙里,他侧过头,发现劳拉正望着窗外某条街角出神,嘴角带着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笑意。
“笑什么?”他压低声音问。
“以前那家面包店还记得吗?每回你妈让你去买面包都会顺道在我家楼下喊一嗓子,问我吃不吃蛋挞。整条街都能听见你喊。”
“记得。你还总说不吃,等我买完回来你就站在门口等着。”
“那是因为我在长身体。”
“长到现在也没多高。”
她在座位底下踢了他一脚。红灯结束,车子继续往前开。老赛恩斯用余光扫了一眼后视镜,什么都没说。
回到老宅的第一顿饭是赛恩斯太太亲手做的土豆饼。劳拉站在厨房门口看了很久,直到赛恩斯太太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别站在那儿发呆,进来帮我切洋葱”——语气跟很多年前每个周末下午一模一样,好像她不是从围场回来,是从街区另一头放学回来。她接过菜刀的时候手上还带着从机场到家的风尘,刀刃压下去,洋葱在案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眼睛被熏得有点涩。赛恩斯太太在旁边搅蛋液,忽然说了一句:“你妈妈教过你做土豆饼没有。”
“教过。但我做出来总是不成形。”
“那是因为鸡蛋放少了。你妈以前做土豆饼,鸡蛋放得很足,每次我都能闻到焦香从你们家厨房飘过来。她是不是还会在饼边上撒一点点糖?”
劳拉的手顿了一下,洋葱的汁水在指尖淌开。“……对。她说这样吃起来会有焦糖的味道——您还记得这个?”
“我记得她每次做完土豆饼都会让你端一盘过来。你端盘子的时候总是偷吃一小块,然后跟我说‘我妈说这盘是给你们的,但我觉得这块不太好看所以我先吃掉了’。你从小就会找借口。”
她低下头,把切好的洋葱拨进碗里。赛恩斯太太没有再说下去,只是伸手在她后脑勺上拍了一下,力道很轻,带着面粉的干燥触感。那一下拍在劳拉的后脑勺上,落进她胸腔的某个地方——不是疼,是暖,是那种很久没有体会过的、被当成孩子被念叨自己小时候干过的蠢事然后被温柔地嫌弃了一下的感觉。她眨了眨眼,把砧板上的洋葱皮扫进垃圾桶,说了一句“那盘土豆饼后来被卡洛斯吃了大半,他说这个借口不错下次他也要用”。赛恩斯太太笑得差点把蛋液洒出来。
饭后老赛恩斯把卡洛斯拉到阳台上聊比赛——聊轮胎策略、下赛季规则变动、法拉利新车研发。劳拉坐在客厅沙发上,旁边是赛恩斯太太翻出来的旧相册。她一页一页地翻,照片里的卡洛斯从一个在卡丁车里够不到油门的男孩变成站在领奖台上开香槟的青年。有一张是他十七岁在某场本地比赛的颁奖台,旁边站了一排其他小车手,她的手指在人群最左边一个黑头发蓝眼睛的小女孩脸上停了一下——那是她自己。那时候她的马尾扎得特别高,歪着身子站着,穿一件洗得有点缩水的白T恤,脸上带着那种“拍完没有我作业还没写”的表情。赛恩斯太太凑过来看了一眼,说“这张照片我找了好久,当时你爸也来了,站在我旁边,说‘中间那个拿冠军的小子以后要开F1’”。
“他真这么说了?”
“他真这么说了。你爸当时笑得比老卡洛斯还得意。好像卡洛斯是他儿子似的。可能是因为卡洛斯每次去你家都帮你妈修东西——先是你家那台风扇,用了快二十年,他拿螺丝刀三分钟转好了。然后是洗衣机,你妈说他研究了半小时,最后发现是插头松了。其实根本不用修,他自己大概也知道,就是想在你们家多待一会儿。”
劳拉合上相册。窗帘缝里漏进来马德里傍晚的阳光,在地板上拖出一道长长的金线。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换灯泡修洗衣机这些事你记得吗?”
“……我以为是顺手。”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是顺手的?他每次去你家之前在家对着镜子整理他那个永远翘着的头发,他爸在后面喊‘你又不是去约会’,他说‘我去帮她妈修东西’——他说的是‘帮她妈’,不是‘帮阿姨’。他从小就把你家说成‘她家’。这件事大概从你十三岁就开始了。换个灯泡要特意跑过来,修洗衣机能待半小时——他当时在准备F3的考试,书都快背不完了,还有空去你家修洗衣机。”
有人在身后清了一下嗓子。
卡洛斯站在客厅门口,手里拿着两杯刚泡好的茶。他换掉了机场那身衣服,穿了件旧T恤和一条运动短裤,头发被他自己揉得有点乱。棕眼睛看看他妈又看看她,表情里多了一点她很少见的东西——不是紧张,是那种秘密被拆穿之后的不太好意思。被自己亲妈出卖的不好意思。
“你们在聊什么。”他问。
“洗衣机。”劳拉说。
他顿了一下。然后低头看手里的茶杯,嘴角那个不对称的笑慢慢浮上来。
“……那台洗衣机没坏。插头松了。我花了一分钟就发现了。但我又花了半小时在你们家厨房里跟你妈聊天。因为她会说你的事。你不在家的时候,你妈就会说你在学校里的事——考了第几名、被哪个老师表扬、周末打算去哪里。我想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不敢问你,就问了你妈。”
劳拉看着他。窗外的夕阳把整个客厅染成她记忆里最熟悉的那种橘色——马德里的橘色,比索契深,比阿布扎比暗,是只有在这个城市的八月傍晚才能看到的、□□燥空气滤过的又暖又厚的光。那一瞬间她想起很多个画面。十三岁他输了比赛闷在毛巾里不说话,她蹲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十七岁他在卡丁车场台阶上跟她说“明年我可能要去英国”,她翻了个白眼但心都快塌了。二十四岁在巴塞罗那天台上落荒而逃,二十五岁在索契围场的树林里把手指从他掌心抽出来再穿回去。所有画面都是这个人。从少年到男人,从来不是顺路修洗衣机。
“卡洛斯。”
“嗯。”
她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把他手里那杯快要洒出来的茶接过去放在茶几上。然后她踮起脚,在他嘴角那个不对称的笑弧上亲了一下——不是额头,不是嘴唇正中间,是右边嘴角高一截的那个位置。她花了七年来瞄准,这一次分毫不差。
“这是在马德里,没有被电动车打断,也不是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