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只是说了一句:“楼下方便,你做饭的时候我可以蹭饭。”
我笑了,把那把钥匙拿起来看了看,是一把很普通的铜色钥匙,上面贴着一个白色的标签,写着门牌号。
“那就这套吧。”我说。
搬家那天是周六。其实也没什么好搬的,我的行李只有一个箱子,新家那边的家具都是现成的。我们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东西归置好了。他把最后一只杯子放进厨房的碗柜里,关上门,转过身,忽然站在原地不动了。
“怎么了?”我问。
他看着这个新的、空的、但已经有了生活痕迹的房间,说了一句让我没想到的话:“你现在离我只有两层楼了。”
我说,嗯。
“十二米。”他说。
“你量过?”
“我步测的。从你家门口到我家门口,四十二步。我一步大概三十厘米,十二米六。刨掉误差,十二米。”
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他。他站在那里,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袖子卷到手肘,手插在裤兜里,认真地跟我算着距离。阳光从朝南的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把他的轮廓照得很柔和。
我说:“沈岸,你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吗?”
他说:“你闭嘴。”
我说:“那你过来。”
他走过来,走到我面前。我伸出手,把他T恤领口翻出来的标签塞了回去。我的手指擦过他的后颈,他微微缩了一下,但没有躲开。
“十二米,”我说,“太近了。”
他看着我。
“近到我一喊你就能听见。”我说。
他的嘴角慢慢弯了起来。不是大笑,不是微笑,是那种从心底溢出来的、藏都藏不住的、浅浅的弧度。那个弧度让他的整张脸都亮了起来,像一盏灯被拧亮了。
“那你喊一声试试。”他说。
“沈岸。”
“嗯。”
“没事了。”
他伸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力道不轻不重,和很多年前他在走廊上拍我的那一下一模一样。但这一次,他的手没有拿开。就那样搭在我肩膀上,掌心的温度隔着薄薄的衣料传过来。
窗外,三月的风把新买的窗帘吹起来,又放下,吹起来,又放下。窗帘是浅蓝色的,他挑的,说这个颜色像南方的天空。
上海的天空其实没有那么蓝。但他说像,就像吧。
反正我现在住在这片天空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