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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第1页）

回去的日子定在冬至前一周。

沈岸请了三天假，我把年假凑了凑，凑出了五天。车票是他买的，还是两张并排的座位，他靠窗，我靠过道。车开之前他在虹桥站的便利店买了一袋橘子，说是路上吃。我说高铁就四个半小时，吃不了这么多。他说，你闭嘴。

他大概也紧张。

因为这是第一次，以这个身份回去。

一路上他都在看窗外。风景从绿色变成黄色，从水田变成旱地，从高楼变成平房。他把橘子剥了一个，递给我一半，自己拿着一半，一瓣一瓣地往嘴里送。橘子很甜，汁水很多，吃得他满手都是橘色的汁。他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手的时候把纸巾揉成了一团，攥在手心里，没有扔。

“沈岸。”我说。

“嗯。”

“你紧张？”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他把那团纸巾展开又揉起来，展开又揉起来，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他把纸巾塞进座椅后背的垃圾袋里，说了一句：“你妈喜欢吃什么？”

我愣了一下。

“什么？”

“你妈喜欢吃什么？我不能空手去。”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眉头微微蹙着，像在做设计方案的时候斟酌每一个细节。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心里有一个地方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不疼，但很满。

“你不用买东西。”我说。

“不行。”

“那买箱牛奶就行。”

“牛奶太随便了。”

“那你看着买。”

他不说话了，转过头继续看窗外。但他的手在膝盖上轻轻地敲着，食指和中指交替起落，像在敲一种只有他自己听得到的节拍。那是他紧张时的习惯，从高中就有了。以前考试前他会这样敲，以前站在我教室后门等我的时候也会这样敲。

我伸手按住了他的手指。

他停下来，低头看着我的手。我的手覆在他的手背上，掌心的温度慢慢传过去。他的手背是凉的，大概是车窗漏风。我没有松开，他也没有抽开。就这样覆着，一直到列车员推着餐车经过，说了声“让一让”，我们才同时把手缩了回去。

对视了一眼。

他嘴角弯了一下，很轻，像春天湖面上第一道裂开的冰纹。

到站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

北方的天灰蒙蒙的，太阳像一块被磨砂玻璃挡住的灯泡，只发出一点惨白的光。空气是干的，冷得干脆利落，不像上海的湿冷那样黏黏糊糊。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肺里凉丝丝的，鼻腔里全是熟悉的、煤烟和干冷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沈岸站在我旁边，也吸了一口气。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围巾绕了两圈，把半张脸都埋进去了。他呼出的白气从围巾的缝隙里冒出来，一团一团的，很快就被风吹散了。

“真冷。”他说。声音闷在围巾里，瓮瓮的。

“比上海冷多了。”

“我知道。”他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有一点笑意，“但我这次穿了秋裤。”

我也笑了。

我们打车回家。出租车在灰扑扑的街道上穿行，经过那条走了三年的路，经过那棵歪脖子槐树，经过那所已经进不去的学校。沈岸坐在后座靠窗的位置，一直看着窗外。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司机是个中年男人，收音机里放着评书，单田芳沙哑的嗓音在车厢里回荡，说的是隋唐演义，秦琼卖马。

车停在我家楼下的时候，沈岸没有马上下车。

他坐在后座，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又开始敲了。食指，中指，食指，中指。评书还在继续，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们一眼，大概觉得这两个人有点奇怪。

我没有催他。

我在等他。

过了大概十几秒，他深吸了一口气，拉开了车门。冷风涌进来，带着北方冬天特有的、凛冽的、干燥的气息。他站在车门外，伸出手，把后备箱里的那个袋子拿了出来——是一箱牛奶和一盒点心，他在车站买的。牛奶是特仑苏，点心是稻香村的，红纸盒，上面印着“福”字。

他拎着那个袋子，站在我家楼下，仰头看着那栋灰扑扑的居民楼。六层，没电梯，外墙的涂料剥落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灰黑色的水泥。阳台上的防盗网锈迹斑斑，有几家的窗台上摆着葱和蒜，有一家的窗台上晒着被子，蓝底白花的，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不太结实的帆。

“几楼？”他问。

“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