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沈岸没有住在我家。
他说要回去住酒店,我知道他是不想第二天早上尴尬。我没有强留,送他下楼。楼道里的灯还是坏的,我拿手机照着亮,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到一楼的时候他停下来,转过身,手机的光照在他脸上,把轮廓照得有点模糊。
“明天早上我来接你。”他说。
“接我干嘛?”
“带你出去转转。”
“我在这里长大的,有什么好转的。”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陪我转转。”
我没有再说什么。他推开单元门,冷风灌进来,我打了个哆嗦。他把围巾解下来,绕在我脖子上。围巾上还有他的体温,暖烘烘的,带着那股熟悉的洗衣液味道。
“走了。”他说。
“嗯。”
他走进夜色里,背影很快就模糊了。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越来越淡,最后和黑暗融在一起。我站在单元门口,一直看到他的影子彻底消失,才转身回去。
上楼的时候,我在二楼的拐角处站了一会儿。
那扇门我太熟悉了。沈岸以前就住在这里,二楼的左手边。门还是那扇门,深绿色的防盗门,门上的福字换了一张新的,但贴的位置和以前一模一样,偏左,偏上,歪歪的。我以前来这里找过他无数次,敲门的时候总是敲三下,不轻不重。他会来开门,穿着拖鞋,头发乱着,有时候嘴里还叼着半块面包。
现在住在这里的是一户陌生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很多年前,有一个少年住在这里,他会在冬天的夜里站在阳台上抽烟,会把可乐罐捏扁了再扔,会在晚自习下课后故意绕半栋楼,只为了在楼梯拐角等一个人。
我在那扇门前站了十几秒,然后继续上楼。
回到家的时候,客厅的灯还亮着。我妈坐在沙发上,电视已经关了,茶几上放着两杯水,一杯是她自己的,一杯没有动过。她看到我进来,目光落在我脖子上的围巾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
“小沈走了?”她问。
“嗯,住酒店去了。”
“你爸送他下去的?”
“没有,他自己走的。”
我妈点了点头,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大概已经凉了,她只抿了一下就放下了。她的手指在杯壁上轻轻地敲着,一下,两下,三下,节奏很慢,像在想什么事情。
我在她对面坐下来。
“妈。”
“嗯。”
“你有什么想问的,你就问。”
她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一瞬间的闪烁,像烛火被风吹了一下。但很快她就恢复了那种平静的、做母亲的表情,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
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风还在刮,呜呜的,像有人在哭。客厅里很安静,安静到我能听见墙上时钟的滴答声,一下一下的,像某种耐心的、不肯停歇的东西。
“他对你好不好?”她终于开口了。
这个问题我没想到。我以为她会问“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你到底想清楚了没有”,或者那些所有母亲在面对这种事情时都会问的问题。但她问的是——“他对你好不好?”
我看着她的脸。灯光下,她的皱纹比我想象的要多。眼角的,额头的,嘴角的,一道一道的,像干裂的土地。她今年五十三了,头发白了大半,染过,但发根又长出来了,灰白色的,在灯光下反着光。
“好。”我说。
“怎么个好法?”
我想了想。怎么个好法呢?这个问题比我想的要难回答。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了,多到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是他把伞给我的那个雨天?是他在我肩膀上无声发抖的那个夜晚?是他把最后一块排骨夹到我碗里的那个瞬间?是他站在高铁站台上,穿着灰色外套,等我从出站口走出来的那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