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住了三天院就出来了。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血压控制住就好,注意饮食,别太劳累,按时吃药。我妈在电话里说这些的时候,语气比之前松了很多,像一块被水泡开的压缩毛巾,慢慢舒展开了。我说那就好,她说你别惦记了,好好上班。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了一会儿楼下的枇杷树。十二月的上海,枇杷树还是绿的,叶子厚厚的,油亮亮的,和北方那些掉光了叶子的杨树不一样。这个城市永远都是绿的,冬天也绿,让人忘了季节更替这件事。
沈岸那天回来得比平时早。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坐在沙发上看手机,他换了鞋,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没有靠过来,没有把头搁在我肩膀上,就是坐着,和我隔了一个拳头的距离。茶几上放着两杯水,他那杯凉得快,我把自己那杯推到他那边,他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了。
“你爸怎么样?”他问。
“没事了,已经出院了。”
“那就好。”
他又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这次喝的是他那杯,凉的。他喝完皱了皱眉,不知道是因为水凉,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线。电视没开,房间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楼上那户人家走路的声音,咚咚咚的,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这头。
他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说,我去洗澡了。我说好。他走进浴室,关上门,水声响起来。我坐在沙发上听着那水声,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太对,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水声停了,他穿着睡衣出来,头发湿着,水珠顺着发梢往下滴,在肩膀上洇出一小块深色的印子。
“吹风机呢?”他问。
“在电视柜下面的抽屉里。”
他走过去,弯腰拉开抽屉,拿出吹风机,插上电。吹风机嗡嗡地响起来,他对着镜子吹头发,动作很随意,东一下西一下的,吹了半天,后脑勺那一块还是湿的。我走过去,从他手里拿过吹风机,把他按在椅子上坐下,帮他吹。他的头发比夏天时长了一些,发梢有点干,分叉了。热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露出后颈,那里有一颗小小的痣,我以前没注意过。
吹风机关掉的时候,世界突然安静得不像话。他低着头坐在椅子上,没有动。我把吹风机绕好线,放回抽屉里,转过身,他还坐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膝盖。
“沈岸。”我叫他。
他抬起头,从镜子里看着我。镜子里的他脸色有点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不是泪光,不是疲惫,是别的什么。像一扇门,关着,你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但你感觉到有风从门缝里漏出来,凉凉的。
“你最近怎么了?”我问。
他看了我几秒,然后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然后就没了。“没怎么,”他说,“就是有点累。”
我没有再问。他站起来,从我身边走过去,走到床边,掀开被子躺了进去。他侧躺着,面朝窗户,背对着我。我关了灯,在他旁边躺下来,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肩膀很窄,被子盖到那里,拱起一个小小的弧度。他的呼吸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
我伸出手,碰了碰他的肩膀。
他没有动。
我把手缩了回来。
第二天早上他先出门的。我醒来的时候旁边的位置已经空了,被子叠得很整齐,枕头摆得很正,像没有人睡过一样。厨房里有粥,他用电饭煲煮的,煮稠了,水放少了,粥像饭一样干。他留了一张纸条在锅盖上:“粥煮坏了,凑合吃。”
我盛了一碗,确实不好吃。但我吃完了,把碗洗了,锅也洗了。站在厨房里,看着那个空了的电饭煲内胆,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不易察觉地发生变化。不是变坏,是变。变得不一样了。像一盆水放在那里,你以为它是静的,但水面其实一直在蒸发,一点一点地,变成看不见的水汽,散到空气里。
你察觉不到,直到有一天你发现水少了一半。
我不知道他在经历什么。他不说,我就不问。这是我们的相处方式,从高中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但有时候我会想,这种方式是不是错了。有些东西不是靠等就能等来的,有些门不是靠安静地站在门外就能打开的。
可我站在门外站了十年,已经不太会敲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