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提前准备好的,背得很流利,但背的时候没有感情,像一个小学生在背诵一篇并不理解意思的课文。他的眼睛没有看我,始终看着我身后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有一棵光秃秃的梧桐树,树杈上停着一只灰色的鸟,缩着脖子,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什么时候住院?”我问。
“下周一。”
还有两天。四十八小时。两千八百八十分钟。时间有时候过得很快,快到让你抓不住;有时候过得很慢,慢到每一秒都像一年。而最难熬的时间,是那种不快不慢的——它不给你喘息的机会,也不给你解脱的希望,它只是走,滴答,滴答,滴答,一下一下地,像一把钝刀,来回地锯。
“我陪你。”我说。
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转过身,朝医院大门外面的马路走去。我跟在他后面。风很大,吹得我眼睛干涩,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但揉不出来。他的背影在我前面晃着,深蓝色的毛衣,黑色的外套,灰色的围巾。这些颜色都是暗的,灰扑扑的,像褪了色的旧照片。
他在路边站了一会儿,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车停下来,他拉开车门,坐进去。我从另一边上了车。他报了家里的地址,然后靠在后座上,闭上了眼睛。不是那种累了的闭眼,是那种不想再看的闭眼。眼皮合上的时候,他的睫毛颤了一下,像蝴蝶扇了一下翅膀,然后就安静了。
车子开动了。窗外的风景又开始流动——医院,梧桐树,水果店,超市,小餐馆。还是来的时候那条路,只是方向反了。来的时候是去,现在的时候是回。去和回之间隔了不到一个小时,但这一个小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些事情把这条路变得不一样了。梧桐树还是那棵梧桐树,水果店还是那个水果店,但看它们的眼光变了。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什么都还在,但什么都模糊了,什么都隔了一层。
到家的时候,他付了车费,下了车,没有等我,径直走进了单元门。我付了剩下的钱——他少给了——然后跟上去。楼道里的灯还是坏的,我拿手机照着亮,台阶在光里一块一块地浮现出来,灰扑扑的,有几级台阶上还有没扫干净的烟头。
他走得很慢,一步一级,扶着栏杆。他的手握住栏杆的时候,指节泛白,像在用很大的力气。其实不需要那么大力气的,他才二十六岁,爬五楼不应该这么费劲。但他确实在费劲,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声,比平时重,比平时急,像跑了一段不短的路。
到了他家门口,他掏出钥匙开门。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两下才拧开。门开了,他走进去,没有回头,说了一句:“我想一个人待会儿。”然后关上了门。
门在我面前关上了。不是摔的,是轻轻地、慢慢地合上的。门锁咔嗒一声扣住,那声音很轻,轻到像在说“对不起”。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走廊的声控灯灭了,周围陷入黑暗。我没有跺脚,没有咳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站在黑暗里,手里还握着手机,屏幕已经自动熄灭了。我按亮了一下,屏幕上是时间——上午十点四十七分。一个很普通的时间,不早不晚,不前不后。既不是该吃早饭的时间,也不是该吃午饭的时间。一个尴尬的、不知道该怎么度过的、多余的时间。
我转过身,下楼。走到三楼的时候,我在自己家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下走。一直走到了一楼,推开门,外面还是灰蒙蒙的天,风还是很大,枇杷树的叶子被吹得哗哗响。
我坐在单元门口的台阶上。台阶是水泥的,很凉,凉意透过裤子渗进皮肤,凉丝丝的,像坐在一块冰上。我双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鞋带系得很紧,没有松。我盯着那双鞋看了很久,鞋面上有一小块污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蹭上去的,洗不掉了。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
我拿出来,是沈岸发来的消息。只有三个字:“别担心。”
我看着那三个字。别担心。他让我别担心。他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对着那张被他折成小方块的报告单,那些密密麻麻的黑色字迹,那些他看懂了的、但我没看到的字——他让我别担心。
我没有回复。
我把手机扣在膝盖上,抬起头看着天空。天空还是灰的,云层很厚,太阳躲在后面,只露出一个模糊的、发白的圆,像一个没有瞳孔的眼睛。那只眼睛在天上看着我,什么表情都没有,什么话都不说。
风从街道那头吹过来,带着远处烧烤摊的烟火气,还有冬天特有的、干燥的、冷冽的味道。我坐在台阶上,看着灰蒙蒙的天,听着风声,听着偶尔路过的汽车声,听着楼上某一家传来的炒菜声。这些声音都很大,大到能把一个人心里那些细碎的、正在碎裂的声音盖住。
但盖不住的。
那些声音太小了,太碎了,像玻璃碴子,你踩上去不会流血,但每一步都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