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疗进行到第二周的时候,沈岸的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一缕一缕地掉,早上枕头上落一层,洗头的时候水流带走一把,梳子齿间缠着一团。他不再梳头了,只是用手掌在头顶轻轻地摸一下,然后看着掌心里那几根细软的、已经失去光泽的头发,发一会儿呆。后来他让我去买了顶帽子,深灰色的毛线帽,把整个脑袋包住,只露出额头和耳朵。戴上帽子之后他看起来精神了一些,帽檐下面那双眼睛还是亮的,和以前一样亮,像两颗被水洗过的黑石子。
但他的身体在一天一天地变轻。不是瘦,是轻。瘦是看得到的,脸颊凹下去,锁骨突出来,手腕细得像十几岁的小孩。轻是一种感觉,扶他起来的时候,他的手搭在我手臂上,几乎没有重量,像一片叶子落下来。抱他上轮椅的时候,他的身体靠在我怀里,轻得让我害怕。一个成年男人,不该这么轻的。
他不怎么吃东西了。不是不想吃,是吃不下。化疗让他的味觉变了,以前爱吃的糖醋排骨,现在吃一口就皱眉,说太甜了。番茄蛋花汤,说太酸了。白粥,说苦的。白粥怎么会是苦的呢?但他说苦,就是苦的。他的舌头在背叛他,把他记忆里所有的味道都篡改了。甜变成苦,酸变成涩,鲜变成腥。食物不再是安慰,变成了一种折磨。他开始抗拒吃饭,每次我把饭盒打开,他看一眼就别过头去。
“多少吃一点。”我说。
“吃不下。”
“就一口。”
他看了我一眼,拿起勺子,舀了一勺粥,送进嘴里。他的喉咙动了一下,咽下去了。然后他的眉头皱起来,那个皱不是不满意的皱,是忍痛的皱。他在忍着恶心,忍着反胃,忍着身体对食物本能的排斥。他握着勺子的手在发抖,指节泛白,嘴唇抿成一条线。
“好了。”他放下勺子,靠回枕头上,闭上了眼睛。他的睫毛颤了颤,呼吸有些急促,像刚做完一件很费力的事情。那碗粥他喝了三口。三口。以前他能喝两碗,喝完了还要用馒头把碗底擦干净。
我开始给他做各种流食。米糊,南瓜羹,红枣银耳汤。用料理机打得细细的,滑滑的,不用嚼就能咽下去。他喝这些的时候不那么抗拒,但也喝不多。每次喝几口就摇头,说够了。他的胃在变小,或者说,他的身体在拒绝一切维持它运转的东西。它在慢慢地、不可逆转地关掉自己。
有一天他忽然说想吃橘子。我跑到楼下的水果店买了一袋,回来剥了一个,把白色的筋络撕干净,一瓣一瓣地放在他手心里。他拿起一瓣放进嘴里,嚼了嚼,眼睛忽然亮了一下。
“甜的。”他说。
那个亮很短,像一盏灯闪了一下就灭了。但那个“甜的”两个字,在我耳朵里响了很久。甜的。他还是能尝到甜的。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背叛他。
他开始在医院里画画。
护士给的,一支圆珠笔,几张白纸。他靠在枕头上,把纸垫在硬皮书上,低着头慢慢地画。他画得很慢,每一笔都很轻,像是在纸上抚摸,而不是在纸上写字。圆珠笔的蓝色墨迹在白纸上流淌,线条很细,很稳,和他正在发抖的手不太相称。他的手在抖,但他画出的线是直的。他把所有的颤抖都藏进了笔尖里,藏进了那些看似平静的线条下面。
他画的是海。没有颜色的海,只有蓝色圆珠笔画出的、层层叠叠的波浪。那些波浪很安静,没有浪花,没有泡沫,只是一道一道的弧线,从纸的这一头延伸到那一头,重复着,堆积着,像呼吸。
“这是哪儿的海?”我问。
“没去过的地方。”他说,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画。他在海浪中间画了一只鸟,很小,小到几乎看不见。鸟张着翅膀,飞在海面上,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只是在飞。也许在找落脚的地方,也许只是在飞。
隔壁床的老人出院了。那个鼻子里插着透明管子的老人,那个家属给他擦脸的老人,那个说沈岸去做检查了的老人。他出院那天,他的女儿——那个穿暗红色棉袄的中年女人——把东西一件一件地装进袋子,动作很快,像是在逃离什么。老人坐在轮椅上,精神比之前好了一些,脸上有了一点血色,看到沈岸的时候,朝他点了点头。
“小伙子,你也要快点好起来。”老人的声音还是很沙哑,但比之前有力了一些。
沈岸笑了一下,说,好。
老人的女儿推着轮椅走出了病房。轮子碾在地胶上,没有声音,安静得像一场梦。他们走了之后,房间里忽然空了很多。三张床,只剩下一张有人。靠门那张床空了,床单被撤走了,露出底下浅蓝色的床垫,床垫上有一块深色的印子,不知道是什么留下的。窗外的阳光照在那张空床上,把床垫上的印子照得更明显了,像一张褪了色的地图。
沈岸看着那张空床,看了很久。
“陈屿。”
“嗯。”
“你会不会有一天也不在了?”
“我不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哪儿也不去。”
他低下头,继续画他的海。圆珠笔的蓝色墨迹在纸上蔓延,波浪一层一层地堆叠,越来越密,越来越深,像要淹死什么。那只鸟还在飞,飞在海浪之间,翅膀张着,没有落下。
他忽然停了下来。笔尖戳在纸上,戳出一个蓝色的点,那个点慢慢洇开,变成一个蓝色的、圆圆的洞。他把笔放下,把那幅画翻过去,背面朝上。白色的纸,什么都没有。他靠着枕头,闭上了眼睛。帽子歪了,露出光秃秃的头顶,头皮白得发青,能看到底下细细的血管。
我把帽子给他正了正,拉下来,盖住额头。他的手从被子下面伸出来,握住了我的手指。他的手很凉,凉得像握着一块冰,但那块冰没有化,只是凉着。我反握住他的手,把他的手放回被子下面,捂着。他的手在我手心里慢慢变暖,不是真的变暖,是我的体温传给了他,借了他一点温暖。借的,要还的。但我不要他还。
窗外又开始下雨了。上海冬天的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窗玻璃上,像无数根极细的针。雨声沙沙的,像有人在耳边轻声说着什么,但你听不清。永远听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