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女儿。女儿八岁了,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再不做手术就来不及了。手术费二十万,医保报一部分,剩下的他这些年东拼西凑,还差八万。
这事他没跟任何人说过。官场上的同情不值钱,你说你苦,别人比你更苦,你说你难,别人正等着拿你的难做文章。
他只能靠自己。
窗外的雨还在下。孙全看了一眼时间,下午四点,离下班还早。他打开电脑,开始写刘大江的情况说明,措辞谨慎,“情绪稳定”“态度较好”“经劝导已离开”这些字眼,他闭着眼睛都能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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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局,刘大江没有回家。
他沿着北京路走了很远,一直走到了纺织厂的老厂区。
厂子早就关了。那些红砖厂房塌的塌,拆的拆,只剩下一根孤零零的烟囱,在一片荒草中戳着。他在这里干了二十六年,从十七岁干到四十三岁,看着纱锭转,看着布匹走,看着机器从崭新变成废铁。
那年头,穿纺织厂工装走在街上,闺女都多看两眼。厂里发工资的日子,街上的小馆子都跟着热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厂区变成了烂尾的商业广场,说好了要建“临河万达”,地基挖了一半就停了,钢筋水泥的骨架在雨里淋了好几年,生锈的生锈,长草的长草。
他站在烟囱底下,想起一个人。
王大柱。
他的老工友,老朋友,老兄弟。
三年前,王大柱躺在医院病床上,胃癌晚期。刘大江去看他,他已经瘦得脱了相,但眼睛还是亮的。
“大江,我那个证……你帮我盯着点。”王大柱攥着他的手,力气很大,“我那个儿子,三十好几了,还没成家……证下来了,他就能回来……回来找个对象……”
“你放心。”刘大江说。
王大柱笑了一下:“你说了二十年‘你放心’了,哪一次让我放过心?”
刘大江说不出来话。
王大柱最后说:“大江,证下来了,你到我坟上烧一张,我看见了,就放心了。”
他走的那天,刘大江没去送。他不敢去。他怕王大柱问他证呢,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烟囱顶上有一窝鸟,不知道是什么鸟,在雨里叫了两声。
刘大江把牌子上沾的雨水抖了抖,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那块塑料布重新裹好,沿着原路往回走。
他不知道,这是他第一百零八次上访。
他也不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
雨小了一些,但天色暗了下来。路灯还没亮,街面上只有来往车灯扫过的光和地面上反起的浑浊水光。
他走在非机动车道上,贴着路边,牌子扛在右肩,像一面沉重的旗。
一辆渣土车从身后驶来。
没有牌照。
没有鸣笛。
车速很快。
有人看到它在刘大江身边擦了一下,然后老头就倒了下去。牌子摔在地上,塑料布散开,三十二枚公章的复印件在泥水里翻飞。
渣土车没有停。
雨继续下。
夜继续深。
临河市政府门前的水磨石台阶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明天早上,还会有人从上面走过,没有人会知道今天这里站过一个人,扛过一块牌子,等了二十年。
李秀芝坐在家里,等了一夜。
桌子上摆着两副碗筷,饭菜热了三次,最后都凉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