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在废土上三周算是一段关系了。有的人在旧世界认识三年,不如在废土上一起走过三天。”他紧走几步,和张织仪并排,侧头看着她。“你叫什么来着?张——织仪?这个名字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
“织布的织,仪式的仪。”
“织布的仪式。是个动词的名字。德国人的姓氏大多是职业——□□是管森林的,穆勒是磨面粉的,施密特是打铁的。你的名字是个动词。你在做什么?在废土上,你做的事情就是你的姓氏。”
张织仪没有立刻回答。她的目光仍然看着前方,看着公路尽头那片灰蒙蒙的山脉轮廓。风从侧面吹来,把一缕头发从她的帽子里吹出来,贴在冻得发红的颧骨上。她用戴着手套的手把头发塞回去,然后说:“活着。”
克劳斯等了两秒,然后发出一声短促的笑。“操。好答案。活着是现在最他妈难做的动词。”他把酒瓶递给她,“喝一口。庆祝你做动词做得比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好。”
她看了一眼酒瓶。瓶口有克劳斯刚才喝过的痕迹——一圈模糊的唇印和半干的唾液。在旧世界,和陌生人共用一个瓶子是需要克服心理障碍的事情。在废土上,能喝到没有#977残留的液体就是恩赐,谁的口水在上面属于最不重要的那类问题。她接过酒瓶喝了一口。酒液粗糙而灼热,顺着喉咙往下走的时候像一团液体火焰。她咳了一声,把酒瓶还给克劳斯。
“好酒。”她说,声音有点沙。
“放屁。这是我喝过最难喝的酒。但它是酒。”克劳斯把瓶盖拧回去,塞进背包侧袋。“我留了半瓶。庆祝用。庆祝什么我不知道。等遇到值得庆祝的事再喝。”
埃文没有说话。他走在三步之外,目光向北。北边的天空比南边更亮一些——不是太阳要出来了,而是那个方向的#977沉积层更薄,让更多的天光透了过来。他已经换回了走长路的呼吸节奏——用鼻子吸气,用嘴呼气,步幅均匀,双臂摆动幅度最小。这是一种把全身的能量消耗降到最低的走路方式。张织仪也是这种走法。在废土上,不会省力的人活不远。
克劳斯完全不是这种走法。他走路的方式和他说话的方式一模一样——散漫,不拘一格,时而快走几步冲到前面,时而停下来弯腰系鞋带,时而倒着走以便说话时能看到他们的脸。他的体能看起来是三个人里最充沛的,但张织仪知道这种充沛是用某种东西换来的——他在蒙古的军火库蹲了半年,在赤塔蹲了一个冬天。他有充足的时间休息。而埃文走了一年半,她走了三个月。他们的体能已经被长途跋涉压缩到了最经济的区间,没有多余的可以挥霍。
“你还没告诉我,”克劳斯倒着走,面对着埃文,“你在黑龙江是怎么遇到她的?法国到黑龙江,一路穿过多少个国家?你在哪个地方遇到一个会说法语的中国人?这概率比他妈中彩票还低。”
“渔棚。”埃文说,“她在松花江边的渔棚里。我路过,她拿枪指着我。”
“然后呢?”
“然后她把枪放下了。”
“就这样?被人用枪指过无数次,没有一次结果是对方主动把枪放下的。你是用了什么招?”
“没有招。”张织仪在前面回答了,“他把自己的枪放在地上,说渔棚很大可以让两个人睡。我说你守前半夜。他说好。然后我就把枪放下了。”
克劳斯倒着走了三步,一句话没说。他看看埃文,又看看张织仪,然后停下来了。不是停下来休息,是那种大脑在处理一个复杂信息时身体自动停止所有非必要功能的那种停下来。“你们两个,”他指着他们,“一个拿枪指着对方,一个把自己的枪放在地上,然后你们就决定一起走了?在废土上?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人了——但你们遇到彼此的时候,两个人都在等一个人,对吗?不是等任何人。是等一个不会先开枪的人。”
埃文和张织仪同时没有说话。克劳斯在这种沉默里得到了答案。他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他们继续往前走。公路在丘陵间起伏,每一个坡顶都展现出更远处的景象——更多枯死的白桦林,更多覆盖着红霜的荒地,更远处大兴安岭山脉的灰色轮廓在晨光中逐渐清晰。天上开始飘小雪,不是红色的——是灰白色的,普通雪。这意味着这片区域的#977沉积层更薄,酸雨的频率更低。普通雪在废土上是奢侈品。落在脸上,化在皮肤上,只是凉。没有灼烧感,没有后续的瘙痒和红肿。只是凉。
张织仪仰起头,让雪花落在脸上。她在渔棚的时候也见过普通雪,但那是从红雪里偶尔夹带的几片,像一场漫长的噩梦里的短暂清醒。现在整片天空下的都是白的。这让她想起旧世界的冬天。哈尔滨的冬天。松花江还没被冻住的时候,江面上飘着冰凌,她和弟弟在江边堆雪人。小安总是把雪人的鼻子插歪,她说要直的,他说歪的有个性。她想起小安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不是忘了,是她学会了控制频率——只在安全的、不会让她在需要开枪的时候手抖的时刻想起他。
“你弟弟,”埃文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很轻,像是知道她正在想什么,“叫什么名字?”
“小安。张世安。世代平安的意思。”
“好听。”
“不好听。我爸给起的,他是语文老师,起了五十个名字,最后选了这个。说简单、好记、有寓意。我说太土了。他说土的名字命硬。”
命硬。她在嘴里无声地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她父亲在三年前的核爆中死在了哈尔滨,母亲也在同一天失联了。两个起了土名字的人都死了。那个名字最土的弟弟——她一直以为他命最硬。然后他在大阪,大阪是爆心。他现在也许还活着,也许已经不在了。也许变成了低语者,在某个废墟里反复说着她听到过的那个音节。姐。姐。她没有办法确认,只能假设他已经死了。在废土上,假设一个人死了比假设一个人活着更容易。因为死人不会让你失望。
克劳斯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她旁边。他沉默了一会儿——罕见的沉默,然后开口,声音和刚才完全不同,没有了那种表演性的欢快,也没有了那些在每句话里穿梭的脏字。只是一个男人在问一个问题。
“你弟弟在大阪?”
“你怎么知道?”
“在楼下的时候你用法语回答的那句话里提到了一个名字。小安。你说的时候声音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你在说其他话的时候,声音是从嘴里出来的。说小安的时候——”克劳斯指了指自己的喉咙,“是从这里。”
张织仪低头走了几步。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她眨了眨眼,把雪花眨掉。
“你也有过?”她问。
“有。”
“谁?”
“我弟弟。叫卢卡斯。核爆的时候在柏林。我们当时在吵架——我贩毒被抓了,他从家里偷了钱把我保释出来。我出来之后在拘留所门口跟他说,谁让你多管闲事。那是核爆前四天。他回了我一句,‘你是我哥’。然后核爆了。他在地下室里,我在楼顶。地下室被塌方封住了。我挖了三天。三天没吃没睡。挖到他妈的指甲全掉了。”克劳斯把手套摘下来,给她看他的手指——指甲还在,但每一个都有断裂后重新长合的痕迹,像被什么东西从内部顶碎过。“我没挖到他。地下室是空的。有一个通风管道通向地面,大概五十公分宽。一个十六岁的小孩能爬进去。他可能活下来了。也可能没有。我不知道。”
他把手套重新戴上。
“所以我看到你开枪打死那个低语者的时候——我在楼上听到了枪声,然后从窗口看到你们在江面上——我觉得你比我强。你用枪做了决定。我到现在还没做决定。十五年。从柏林走到蒙古,走遍了半个世界,每次遇到一个年轻的变异生物我就想,这会不会是卢卡斯。没有一次开枪。也没有一次确认。我卡在可能性里,不上不下,像一颗卡壳的子弹。”
张织仪停下了脚步。不是停下的那种停下——是被什么东西拽住了脚踝的那种停下。她转过身看着克劳斯。他的表情还是那个样子——嬉皮笑脸的底子还在,但底子下面的东西被揭开了一角,露出了一小片黑暗的、潮湿的、从未被风吹干过的内里。
“你在楼上看到了?”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