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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第6页）

“一切？”张织仪说。

“一切。”

沉默了一会儿。张织仪重新闭上眼睛。

“你呢？”克劳斯问埃文，“你不开枪、不走路、不修枪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

埃文想了很久。长到克劳斯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然后他说：“在想如果重来一次，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每一次答案都一样。不是因为我是对的。是因为我在那种情况下只能做出那种选择。这让我觉得人可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你做了一件事。然后你为它付代价。然后你说服自己那是命中注定。但不是。只是你不够聪明。不够快。不够了解自己在碰什么东西。”

他顿了顿。炉火在他的瞳孔里跳了一下。

“那个老人在利穆尔——黄。他死之前，我问他想不想让我带他回广州。他说不想。他说他的孙女叫黄小琪，如果我还记得这个名字，她就还没有完全消失。他已经放弃了找我，只求我记得她。他让我记住她的名字。然后用这条命换了我记得。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一个可能永远也不会认识的人。这就是我做的事。记住死人的名字。”

克劳斯没有再问。他把一根木头塞进炉子，看着火苗把它吞噬。风声在门外继续嘶吼，但木屋里很安静。

第二天暴风雪停了。停了不是天晴了——天还是那种洗不干净的灰红色，太阳在云层后面滚成一团模糊的光斑。但风停了，雪不下了。世界安静得像被装进了一个玻璃罩子。

他们收拾东西继续往北。从松岭往北，G111国道的路况越来越差。路面上覆盖着暴风雪留下的厚厚积雪，底下是冻裂的沥青和从路基侧面滑下来的碎石。公路两侧的白桦林在暴风雪中被压断了许多，断裂的树干横七竖八地倒在路面上，他们不得不多次绕行，有时要翻过树干，有时要下到路基外面从雪地里踩出一条新的路。

下午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第一只大兴安岭的本地变异生物。

不是怪物——或者说，不是那种会主动攻击人的怪物。是一只鹿。或者说，曾经是鹿。它站在一片被雪覆盖的林间空地上，距离公路大约五十米，身体侧对着他们。它的体型比正常鹿大了一圈，鹿角不再是分叉的骨质结构，而是一团纠缠在一起、泛着暗红色光泽的软组织，从头顶垂下来，像某种深海生物触须。这些触须在无风的情况下微微蠕动，每一根的末端都有一个细小的开口，正在往外渗出透明的黏液。它的眼睛还在，但位置不对——一只在正常位置，另一只长在脖子侧面，正用一种茫然的、半闭的方式看着他们这个方向。它没有跑。也许是不想跑。也许是已经不知道自己曾经是什么了。

“变异麋鹿。”张织仪低声说，“我以前在哈尔滨远郊见过一次。不攻击人。但它身上的#977残留浓度很高。不能吃。碰了皮肤会溃烂。”

克劳斯已经端起了枪。他透过□□的简易瞄准器看着那只鹿，然后慢慢把枪放下。“在柏林也有鹿。城市公园里，蒂尔加滕公园。核爆前最后一个夏天，我和卢卡斯去那边喝酒。那天黄昏，一只鹿从树林里走出来，站在离我们不到五米的地方。卢卡斯说那可能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这么近看到活的鹿。然后鹿跑了。然后核爆了。然后我他妈再也没见过正常的鹿。”他把枪塞回背上的枪套，转过身继续往前走，没有再看那只鹿一眼。

张织仪又看了看那只鹿。它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脖子上的那只眼睛跟着他们的方向转。触须在寒风中轻轻摇摆。它在等什么——也许在等一个它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然后她跟着克劳斯往前走。埃文走在最后。他经过那只鹿的时候，它发出了一声低低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不是威胁。不是求援。只是呜咽。像一个迷路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埃文没有回头。

第四天，他们越过了大兴安岭的分水岭。

这里的地势开始从起伏的丘陵过渡到真正的山地。松林变得更加密集，路边的积雪更深，有些地方的雪堆积到了齐腰的高度。温度比松花江边更低了——不是缓慢下降，而是在某个看不见的等高线上突然跌落。呼吸在嘴唇前凝成白雾，白雾在眉毛和帽檐上结成霜。克劳斯的那件旧皮夹克在这种温度下已经不够用了，他把从加格达奇顺来的一条旧毛毯披在肩上，看起来像一个在逃难的流浪汉国王。

公路在一个山口处被彻底堵死了。不是被雪堵死的——是山体滑坡。整片山坡从右侧滑下来，把路面埋在了数万吨碎石和泥浆下面。泥浆已经冻结了，形成了一片灰褐色的、坑坑洼洼的冻土区。最大的石块有一辆卡车那么大，最小的也有拳头大小。通过需要攀爬，而攀爬在这种温度下意味着裸露在外的皮肤会在几分钟内冻伤。

“绕路。”埃文说，没有任何犹豫。

他们从公路左侧下到山谷，沿着一条冻结的溪流行走。溪流的冰面很厚，踩上去不会裂，但冰面下的水还在流——透过半透明的冰层能看到黑色的水流在无声地滑动，偶尔有一两片枯叶被封在冰层里，像琥珀里的昆虫。溪流两岸是密集的落叶松和云杉，树冠遮住了大部分天光，只有零星的光斑从针叶缝隙间漏下来。森林里很安静。不是那种让人放松的安静——是那种所有动物都已经离开或者已经死了的安静。没有鸟叫，没有虫鸣，连风吹过树梢的声音都被厚厚的雪层吸收了。

张织仪在这种安静里感到了一种久违的不安。她在松花江边的渔棚里独自待了两个月，已经习惯了安静。但那种安静是有原因的——江面开阔，风大，没有生物是正常的。这片森林的安静不一样。这里有松树，有溪流，有可以躲避红雨的树冠层。这里应该成为幸存生物的避难所。但什么都没有。这片森林是空的。

“这里不太对。”她说。

埃文已经停下来了。他蹲在地上，看着雪面上的一行痕迹。不是脚印，不是蹄印。是一种拖行的痕迹——一道宽约三十厘米的连续凹槽，从森林深处一路延伸到溪流边，然后消失了。凹槽两侧的雪不是被压下去的，而是被什么东西腐蚀了——雪面边缘呈现出微弱的焦黄色，和周围的纯白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他伸出手指，在凹槽边缘刮了一点雪，放在鼻子前闻了闻。

“酸。”他说，“浓度不低。这个东西从这里经过的时候，体温或者体表分泌物融化了雪，融化的雪水被#977污染了。时间不超过一天。”

“什么东西的体温能融化这种温度下的雪？”张织仪握紧了枪。

“不是体温。”埃文站起来，目光沿着凹槽往森林深处看去。“是它体内的化学反应。它在发热——和不冻之地的那些冻土变异体一样。但这道槽太宽了。那个东西，比冻土里爬出来的大得多。”

克劳斯把他的□□从背上取下来，打开枪膛检查了一下里面的两发子弹。一发是普通的鹿弹，另一发弹壳上被他用刀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火苗图案——白磷□□。“大的好。大的好瞄。”他嘴上这么说，但张织仪注意到他握着枪柄的手指关节发白。不是害怕。是冷。也可能是害怕。她发现自己并不能完全分辨他的表情——这个人的脸被冻僵了一半，另一半被他嘴里不停冒出的脏话和笑话遮住了。

“沿着溪流走。别进林子。”埃文决定。

他们加快了速度。溪流的走向大致向北，和G111国道的方向一致。冰面上行走比雪地里快，但每一步都要小心——冰面不滑的地方是雪堆，雪堆下面是未知的厚度。有一次张织仪的脚踩进了一层薄冰，冰面碎裂，她的右腿陷进了冰下的溪水里。水温冷得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疼痛——像无数根针同时扎进骨头里。克劳斯一把拽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上来，动作快到她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趴在冰面上了。她的右腿膝盖以下全湿了，在零下的温度里，湿裤子会在几分钟内冻成硬壳。

“停下。生火。烘干。”埃文说。不是商量。这是他第一次用这种语气对张织仪说话。

张织仪没有争辩。她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湿腿在这种温度下走一个小时就等于截肢。她坐在溪边的一块石头上，脱下湿透的裤子和靴子，用皮幔裹住下半身，把湿衣物架在克劳斯用三根树枝搭的简易支架上烤。火是埃文用他的油脂炉子起的，火焰很小，但稳定。她的光腿在寒风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但皮幔是织皮羊皮做的，防水且保暖，裹在身上比想象中的更暖。克劳斯背对着她站着，枪口朝外。埃文蹲在火边，用一根树枝翻动着她的裤子，让它均匀受热。两个男人在这十五分钟里都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她。不是因为尴尬。是因为在废土上，一个人在烤自己最后一条裤子的时候，旁人不应该用聊天来消耗她的运气。

裤子烤干用了二十分钟。张织仪重新穿上它的时候，布料还是温热的。她把靴子里的水倒干净，用干草塞进去吸了吸残留的水分，然后套回脚上。“走。”她说。

她走在最后，脚步比之前更慢了——右腿的膝盖在冰水里泡过之后开始隐隐作痛，不是冻伤的痛，是旧伤复发的痛。她在哈尔滨废墟里被一块掉下来的水泥板压过右腿，膝盖在那次事故中受了伤，一直没有完全恢复。这件事她没有告诉埃文和克劳斯。不是因为不信任他们，是因为在废土上，任何伤病都是弱点。她可以接受自己是队伍里最弱的那个人，但她不能接受自己是需要被照顾的那个人。

傍晚时分，溪流汇入了一条更宽的河流——可能是呼玛河的一条支流。河面宽阔，冰层厚实，河对岸是一片开阔的河谷平原。平原的尽头，在暮色中能看到一道黑色的线条——大兴安岭北坡的最后一道山脊。翻过那道山脊就是黑龙江的干流。过了江就是俄罗斯。

他们在河谷边的一处岩石背风面扎营。没有木屋，没有渔棚，只有一块从山体伸出来的倾斜岩石，在它下方形成了一个浅浅的凹穴，刚好够三个人并排坐着。埃文在岩石下方生了火，火光映在岩石表面上，把凹穴烘成了一个临时的温暖空间。克劳斯去河边砸了一块冰回来，放在火上融水。冰是干净的——不是红的，是透明的，是呼玛河上游没有被#977严重污染的水源。

“明天能到江边吗？”张织仪问。

“能。”埃文说，“再往北走一天，能看到江了。过了江就是蒙古。蒙古段不长——八天，也许十天。然后进入俄罗斯。俄罗斯很长。非常长。”

“有多长？”

“从蒙古边境到柏林，”埃文的声音很平静，像一个在描述一条已经走过无数遍的路，“大概八千公里。相当于从哈尔滨走到加格达奇，然后再走三趟。如果一切顺利——不走错路，不遇到暴风雪，不被变异生物困住，不被人拦住——大概需要六到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