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
他已经在她身边停下来了,举着自己的枪用瞄准镜观察。他看了很久,然后放下枪。
“你以前见过这种?”张织仪问。
“低语者。”埃文说,声音压低了,“一种不完全变异的感染者。保留了部分人类的特征。”
“她为什么站在那里不动?”
“它们在等人。它们会站在一个地方,然后——”
埃文的表情忽然变了。他猛地转头看向他们来的方向。
“什么?”张织仪跟着转头。
什么都没有。只有灰色的江面和远处模糊的岸线。
然后她听到了声音。
不是从那个低语者站的方向传来的,是从她来的方向——江对岸的南侧。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机械而空洞的重复。像是在说一个词。两个音节。
她再次举起枪,用瞄准镜往声音的方向扫。
南岸。第二个低语者。男性。站在一棵枯死的白桦树下。他也没有头发,没有嘴唇,暴露的牙龈在嘴巴张合时闪着湿润的光。他在说话。重复同一个词。
她听不懂。是俄语?还是别的什么?
埃文的呼吸停了一拍。
“他在说什么?”张织仪问。
“中文。”
“什么词?”
埃文转头看着她。他围巾上方的眼睛里出现了一种她没见过的神情——不是恐惧。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是预感到一个你无法阻止的灾难正在滑向你关心的人。
“他在叫你。”埃文说,“他在说——‘姐姐’。”
张织仪重新举起枪,瞄准镜的十字线对准了那个站在白桦树下的男低语者的脸。
她看清了他的嘴型。
上下嘴唇都没有了,牙龈暴露在外,舌头是灰白色的。但嘴型还在。那个形状她太熟悉了。在视频通话的屏幕里见过,在她从小到大每一次推开家门时见过,在无数个梦里见过——张嘴时下唇微微偏向右边,是小时候摔跤磕歪的,后来一直没矫正过来。
两片被腐蚀的嘴唇正在无声地、一遍一遍地重复:姐。姐。
瞄准镜里的十字线开始抖动。
不是因为风。是因为她的手。她握了三年枪的手,能在三百米外击中移动目标的、稳定的、被废土千锤百炼过的手——正在不受控制地颤抖。
“距离多少?”她问。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干得像砂纸。
“五百米。冰面上没有掩护。我们不能——”埃文说。
“我问你距离多少。”
“四百八十米。风速西北偏西,每秒大概八米。你的枪在这个距离——”
“我知道我的枪在这个距离能打多远。”
她拉枪栓。子弹上膛。熟悉的金属碰撞声,她听过无数次。每一次都让她冷静。这一次没有。
瞄准镜里,那张没有嘴唇的嘴还在重复。
她想起小安八岁那年摔跤磕歪了牙。她背着他跑了三公里去镇上的诊所。他趴在她背上哭,血滴在她校服的肩膀上。她说,别怕,姐姐在。姐姐在。
姐姐在。
她扣着扳机的手指收紧了,又松开。
瞄准镜里的十字线在男低语者的额头上停住。那张嘴还在动。姐。姐。
“他在大阪。”她说。不是对埃文说,不是对任何人说。“他在大阪。核爆那天他在大阪。大阪是爆心之一。他不可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