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没变。他们变了。沈昭序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左手无名指上什么都没有,但它在转,和以前一样,紧张的时候会转,想事情的时候会转,想那个人的时候会转。它转了十一年了,从戒指摘下来的那天就开始转,转到手指上磨出了一小块薄薄的茧,硬硬的,像一个小小的、圆形的伤疤。他站起来,走进卧室,打开衣柜。衣柜里还是黑白灰,整整齐齐地挂着,像一个没有人住的样板间。他蹲下来,打开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面放着那件蓝衬衫,叠得整整齐齐的,和陆时砚搬走那天一样。他伸出手,摸了摸衬衫的面料——很软,洗过很多次了,领口有一点发黄,袖口的扣子掉了一颗,一直没有缝回去。不是没有时间缝,是不敢缝。因为缝了,就承认这件衬衫是他的了。但它不是。它是陆时砚的。他只是替陆时砚保管着,等他有一天回来拿。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他还想不想回来。但他等着。和那把伞一样,和那盒过期的酸奶一样,和那个空了一半的衣柜一样。他等着。等了十一年了。不差这一天。手机震了一下。沈昭序拿起来,看到一条消息。不是通过朋友圈,不是通过程朗,不是通过任何中间人,而是直接发给他的。备注是“陆时砚”,那个他存了十一年、从来没有删掉、也从来没有拨过的号码。消息只有四个字:“我到家了。”沈昭序看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屏幕上映出他的脸,眼眶红红的,嘴唇在发抖。他握着手机,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然后打了四个字:“我也是。晚安。”发出去之后,他盯着那个对话框,等了很久。屏幕上方显示“对方正在输入”,显示了很久,然后消失了。又显失了,又消失了。反反复复很多次,像一个在犹豫该说什么的人,打了很多字,又删了很多字,最后只发了几个字。“晚安。”沈昭序看着那两个字,笑了。不是开心的笑,是一种无奈的、苦涩的、像是在说“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聊天了”的笑。十一年了,他们已经不知道怎么跟对方说话了。以前他们可以聊一个下午,从“今天吃什么”到“你觉得城市记忆是什么”,从“你胃还不好吗”到“我想和你一起看明年的烟花”。现在他们只能说“我到家了”“我也是。晚安”“晚安”。但够了。至少他们说了。至少他们在试着重新学习。沈昭序把那两条消息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到家了”“我也是。晚安”“晚安”。他截了图,存进了一个新建的文件夹里。文件夹的名字是“十一年后”。和以前一样,和那些在纺织厂拍的照片一样,他把所有关于陆时砚的东西,都放在了一个以日期命名的文件夹里。他没有删。他永远不会删。他送我回家,在我楼下站了很久沈昭序是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再次见到陆时砚的。这次不是偶然,是约定。陆时砚说“我把老城区的影像资料整理出来了,给你送过来”,沈昭序说“好”。没有说时间,没有说地点,但陆时砚知道他会在哪——设计院,十九楼,副总工程师办公室。他周六通常在那,画图,看方案,处理那些工作日来不及处理的事情。和十年前一样,他周末不休息。不是不想,是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习惯了工作填满每一天,习惯了没有人等他回家。陆时砚来的时候,沈昭序正站在落地窗前,看着远处的老街。老街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很安静,灰黑色的屋顶像一片沉默的、被时间遗忘的森林。他想起十年前,他也这样站在窗前看过一片屋顶——纺织厂的屋顶,灰黑色的,密密麻麻的,像一片沉默的、被时间遗忘的森林。那时候陆时砚在他身后,举着摄像机,拍他的背影。他不知道。他以为陆时砚在拍纺织厂,但陆时砚在拍他。“又在发呆?”陆时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沈昭序转过身。陆时砚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硬盘,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毛衣,围巾围了一圈,鼻尖有点红。外面很冷,零下好几度,他从城西过来,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没有打车。不是因为没钱,是因为他想坐地铁。他想经过人民广场站,想看看那个他们可能擦肩而过、但从未相遇的地方。今天也没有遇到。但他觉得,快了。“你怎么进来的?”沈昭序问。“门没关。”“方砚秋又没关门。”“她认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