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风厂实行三个月停产之后,我呆在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短短半个月,家里的境况就窘迫到了极点。
厂里每月发的待岗基本生活费真可谓杯水车薪,怎么也填不上家里的窟窿。母亲常年吃药,花销不断,弟妹上学要交学费、买书本,日常柴米油盐样样都要钱。
空有一身抱负,在这个小县城里根本无处施展。思来想去,我目前唯一能搏一把的出路,就只有去南下广东打工。
九十年代,南方沿海是所有底层人眼里的淘金宝地。街头巷尾人人都在传,广东进厂打工能月入上千,比守着老家强数倍不止。
无数下岗工人、农村青年扎堆往南边跑,哪怕吃苦受累、熬夜加班,也比在家坐吃山空、眼睁睁看着日子一天不如一天要强。
决定南下的那天,天还没蒙蒙亮,我就悄悄起身收拾行李。
一个洗得发白的旧牛仔包,两套换洗的粗布衣裳,兜里仅有的百十来块零钱,再加上一张皱巴巴的身份证,就是我全部的闯荡家当。
我没敢吵醒熟睡的母亲和弟妹,唯独叫醒了天不亮就起身做饭的婉如。
秋冬的清晨雾重露寒,小院里冷风刺骨。
婉如握住我的手,掌心的温度抵得住清早的寒凉。她眼里满是担忧,却半句阻拦的话都没有。
她心里清楚,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但凡老家有一点活路,我也不会孤身远赴千里。
“到了打电话,在外别逞强,好好照顾自己。”她低头细心帮我系紧背包带子,声音轻柔,“真要是混不下去,就立马回来。这个家,我帮你守着。”
望着婉如温和沉静的眉眼,我心里又酸又涩。
这段最难熬的日子,全靠她里外操劳、默默兜底,才撑住了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我轻轻点头,不敢多言语。生怕一开口,强撑的底气瞬间就崩溃。
辞别婉如,我踩着晨雾赶往县城汽车站。
大清早的车站早已人声鼎沸,乌泱泱全是外出或进城务工的年轻人。
斑驳老旧的长途大巴停在站台,车身贴满褪色广告,车厢里、过道上塞满蛇皮袋、木箱子、铺盖卷,嘈杂的人声、行李碰撞声交织在一起,满是底层人挣扎求生的烟火与狼狈。
我挤上前往市区的大巴,找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下。
车子缓缓驶出县城,熟悉的老街、院中的老黄角树、连片的破旧平房一点点向后褪去。我望着窗外,心里憋着一股悲凉,使劲不让眼泪掉下来。
我手握实打实的车工手艺,踏实肯干、能吃苦,就不信在南边遍地机遇的地方,拼不出一条生路来。
彼时的我满心憧憬,以为南下是绝境里的唯一出路。
可我终究低估了九十年代的人心险恶,南方看似遍地黄金,实则陷阱丛生。无数怀揣淘金梦的外地人奔赴至此,最先撞上的从不是机遇,而是藏在暗处的骗局与算计。
从县城坐大巴于当天下午到达市区,然后再乘坐第二天早晨到东莞的长途大巴。由于是第一次出远门,到达市区后,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了,没敢出门闲逛。
第二天一早,我登上了到东莞的大巴车。大巴穿山越岭、日夜颠簸,熬了整整两天两夜,终于抵达东莞。
一路折腾下来,人累得浑身散架,满心期盼着落地能安稳。
刚下车,南方沿海湿热的海风扑面而来,裹挟着陌生的市井气息。
九十年代的广东,一派生机勃勃景象。
车站周边鱼龙混杂,到处是举着招工牌揽人的中介、拉客的闲散人员,喇叭叫卖声、路人争吵声、车辆鸣笛声乱糟糟缠在一起,热闹得让人心里发慌。
我刚拎着背包走出出站口,就被一个穿西装、看着体面的中年男人拦下。对方操着标准普通话嘴甜热情,谈吐利落,自称是工业园区的招工负责人,手里握着大批电子厂、机械厂的岗位,包进厂、包吃住,熟练工优先录用,保底月薪八百。
九十年代中期,八百块月薪可是实打实的高薪,远超老家普通工人的收入。我瞬间动了心,连忙追问招工细节,一心想着能尽快进厂落脚、挣钱养家。
男人把厂区待遇、工作环境吹得天花乱坠,唯一要求就是入职要先交五十块建档报名费,承诺干满一个月全额退还。